不断扩大，各种电视机厂、电冰箱厂、摩托车厂之类的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在短短一年时间内就使宏观经济出现改革开放后的第一轮“经济过热”。
    经济实践的多姿多彩，也带来了理论研究的繁荣。在经济学界，各种学术观点竞相登场，“改革研讨会”一个接着一个，而几乎每个会议都会伴随着激烈的理论争吵。不过，不管是持何种观点的学者，他们的血脉中流淌的都是忧国忧民之心。他们殚精竭虑，穷经皓首，或是高举着马列的大旗，或是手捧着凯恩斯、萨缪尔森的原著，在反复地推演着国家的走向。
    沈荣儒作为一位中央智囊一级的经济学家，自然受到了各个学术会议主办方的青睐。他办公室里的会议邀请函堆积如山，来自于学术界老友的邀请电话接连不断，让他不胜其烦。特殊的身份决定了他不能随便在学术会议上发表自己的观点，遇到一些级别比较高的会议，他只能让自己的助手或者学生替自己去出席，冯啸辰这个关门弟子便充当起了导师替身的角色。
    “这次会议上有什么收获吗？”
    每次冯啸辰外出替沈荣儒开会回来，沈荣儒都要这样向他了解会议的情况。这些学术会议结束之后，当然都会发一些会议简讯以及论文集之类的资料，上面能够反映出参会者的主要观点。不过，沈荣儒更愿意让冯啸辰从自己的角度给他介绍一下会议上的亮点，他已经发现，自己的这位年轻弟子有着敏锐的学术观察力，看问题的角度也与常人有很大的不同。
    “还是老生常谈，计划与市场之争，另外就是关于价格改革的一些意见。总体来看，现在倾向于进一步放权的呼声越来越高，有几位学者直接提出取消一切管制，让市场由大乱而生大治，据说这也是美国一些制度学派学者所推崇的观点。”冯啸辰答道。
    沈荣儒道：“是啊，这几年国家一直都在放权，也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果，所以放权的声音就会越来越大了。另外，地方政府从放权中间尝到了甜头，他们对于放权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
    冯啸辰笑道：“可是学者们提出的放权，和地方政府所要求的放权可不是一码事。学者们提出的是政府不要干预经济，包括放弃定价权，放弃对国有企业的管理。而地方政府却是希望保留对下属企业的干预的，他们只是希望中央政府不要chā手他们的事务。”
    “这就是矛盾了。”沈荣儒道，“其实，中央、地方、企业，这三方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就算是最下面一层的企业，在关于放权的问题上，也是有所保留的。他们担心政府如果彻底不管他们，他们在市场上会遇到风险。”
    冯啸辰道：“没错，这次会议上有学者发布了他们在部分国企进行调研的结果，他们发现，许多国企一方面希望政府不要干预他们的经营，给他们以充分的自主权，另一方面又希望政府能够控制乡镇企业以及私营企业的发展，让这些新兴经济形式不要和他们抢市场。”
    沈荣儒冷笑道：“也就是说，他们既想要政府保护他们对市场的垄断，又不希望政府chā手他们的经营。好处他们都想占，责任则是一点都不想负，这样的企业，怎么能算是独立的市场主体呢？”
    “不过，也不绝对都是这样吧。”冯啸辰道，“我这次去开会，趁着会议间隙，也去拜访了几位企业里的朋友。他们的企业原本都是部属企业，在去年开始划归地方管理。他们向我反映，划归地方之后，他们与其他部属企业之间的协作受到了影响，没有了原来那种全国一盘棋的大协作，技术水平的提升出现了困难。这个问题，我正打算向罗主任那边再求证一下。咱们这么大的国家，装备工业不能相互割裂，否则就没有竞争力了。”
    沈荣儒点点头，道：“这种情况，我也听到了一些反映，不过我没有具体做过装备工业方面的工作，体会可能不如你深入。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专门的课题去研究一下，提出一些政策建议，我帮你提jiāo到中央领导那里去。”
    “那可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