奏为整顿吏治，现将道府厅州所有各项陋规，一律酌改公费，以端仕习而维政体，恭折仰祈圣鉴事：窃维国家设官，大小相维，非第以辨等威，亦所有以示防检。故民受治于官，而官之小者又递受治于长官。长官不能正己以率属，斯下僚益务媚上而剥民，求其弊绝风清，必不可得。传曰官之失德，宠赂章也。近世仕习日坏，吏治日偷，其贿赂潜通者，或当慑于公，益怵于人言，而不能公然婪索。具有明目张胆，昌言不讳，与之而俨为成例，取之而不觉其非者，则莫如收受陋规一事。查直隶道府并四路厅六直隶州，均有表率僚吏、考核属员之责，然惟直隶州尚有粮赋平余，其道府厅除廉俸外别无进款，禄入既甚微薄，而办公用度又甚浩繁，乃不得不取给于属吏。于是订为规则，到任有费，节寿有费，查灾查保甲有费，甚或车马薪水莫不有费。此等风气，大抵各省皆然，非仅直隶有之。虽相沿已久。不同暮夜苞苴，但平时既受陋规，即遇事不无瞻顾。设一旦见有不肖之属吏，为上司者欲破除情面，据实纠参，或往往为其下所挟持，不克径行其志。吏治之敝，所由来也。当此修明内政之时，必以整顿官方为当务之急。然平情而论，又必须先有养人之廉，而后可以止人之贪。使举所有陋规扫荡而廓清之，而不筹给办公之费，则一切应用之款均无所出，势难责其治理地方。现以国帑空虚，诚不能另增公费，莫如姑就旧有之陋规，作化私为公之一法。臣通饬道府厅州各将每年应得属员规费，据实开报，和盘托出，即按其向来所得之多寡，明定等差，酌给公费。拟定大顺广道月支银一千两，清河道月支银九百两，通永道月支银七百两，天津道月支银六百两，口北道月支银五百两，霸昌道月支银三百五十两，保定、永平、河间各府均月支银六百两，天津、正定、顺德、大名、广平、宣化各府，均月支银五百两。东路厅月支银二百五十两，南路厅月支银一百三十两，北路厅月支银一百一十两，西路厅月支银一百两。赵州、冀州、深州均月支银一百两。遵化州、易州、定州均月支银五十两。其各州县仍将向来应出节寿等项，一律径解司库，不加耗费，另款存储。道府厅州应支公费，按月赴司库请领，不准折扣，闰月不计。司库统计出入，如有不敷，另筹弥补。自此定章以后，道府厅州不准与所属州县有分毫私相授受之事，倘敢巧立名目，藉端敛派，及不肖州县设计馈献，尝试逢迎，均准随时据实禀揭。查实后按赃私例严参治罪。其別经发觉者，与受同科。如此一转移间，化暧昧为光明，廉吏既不病难为，墨吏更无所藉手。长官不必有额外之需索，自可洁己以正人；下僚不敢作非分而钻营，相与奉公而勤职。庶几大法小廉，而吏治可期蒸蒸日上。臣为端仕习而维政体起见，除咨顺天府府尹外，理合恭折具陈。
    清军绿营防勇，向属有名无实。盖由饷项不足以养瞻，其兵丁多以窝赌架娼为生计。甚至暗通盗贼，坐地分赃，不但不能保卫地方，反为害民之蠹。袁亦上疏裁撤，移此饷项充办警察费。
    清人迷信佛教，庵观寺院财产甚富，多为无用僧道所盘踞。袁世凯又上疏着改庙宇为学堂，收庙产为学堂经费。驱逐僧尼，招募学生，广行教育，化无用为有用。
    直隶地方自遭拳匪乱后，民贫土瘠，凋敝不堪，至是百废待举，筹款为艰。而中国国家素无信用，自昭信股票有借无偿之后，民间更不敢再放债于国家。袁以款无可筹，只得仿照公债例，招募公债。遂妥订归还章程，疏请特颁明谕，取信于民。疏云：
    查外洋各国，遇有军国要需，率皆临时募债，不分本国外国，而踊跃输将，常逾定额，固由国民急公好义使然。而最要关键，尤在上下相孚，绝不失信。中国历来办理公债，半由官吏，不务远图，鲜克践言，以致民闻公债，辄多观望不前。即或勉集巨资，亦率视为报效，不敢希冀偿还，只求取便一时，而于国民维系之机相去甚远。利国便民之政，转为误国病民之阶，臣诚私心痛之。今欲开募债票，宜自公家严守信实，俾民间便利通行，方足以挽浇风而示天下。然示信之道，非可空言，又宜预筹的款，备偿本息，无论何项，不得挪用。又准其交纳本省库款关税各项，随时皆可兑用。信如四时，令如流水，既易筹集，尤便推行。在国家无利源外溢之虞，在商民得子母流通之益，维持民心，恢张国力，皆在此举。经臣详酌中外章程，以取信便民为宗旨，就本次筹款，岁可得银一百二十万两，计可贷公债银四百八十万两，以一年按七厘付息，逐年递加一厘，分六年还清。以所筹之的款，备付本息，有盈无绌。其期限、数目、章程暨筹定款项，另缮清单，恭呈御览。抑臣更有请者，此事系属创行，计在久远，一或蹉跌，继后为难。中国积习，往往始事者备极艰辛，而当新旧代易之交，辄鲜后先规随之美。不以率由定章为难，即以推卸责任为事，号令不行，官民不信，断由于此。此项公债票，如蒙俞允试办，拟请降旨作为永远定案。并责成臣暨布政使、盐运使并继任之督臣等，倘有违改定章，失信于民者，照误国病民论，予以应得之罪。庶天下士庶知朝廷于公债一项实力信行，断无愆改，方足以俾助国用，收集利权。
    疏上，奉廷谕云：
    袁世凯奏拟试办直隶公债票一折，外洋各国遇有军国要需，临时募债，无不闻风踊跃。独中国办理公债，辄多观望不前。良由官吏不能践言，民信未孚所致。兹据该督奏称，开募债票，以取信使用为宗旨，洵为扼要。所陈筹有的款，按年付息，分年还本，发给票据，准其交纳本省库款关税各项，并随处皆可兑用。拟具章程，尚属周妥，着即准其试办。仍责成直隶总督暨藩运两司，无论现任接任各员，一体认真经理，实力信行。经此次奏准之后，作为永远定案，断无改易，倘该官吏违章失信，仍蹈前辙，或启弊端，定行从严治罪，决不姑宽。钦此。
    以上数端，乃袁世凯政策中最显著者。然此数种弊害，诚中国切肤之痛，袁世凯能骤然改除，亦人所难能也。
    时北洋新政，实有可观，袁即具疏奏闻，两宫亦甚欣悦。下诏奖袁办理之善，通饬各省一律仿行。于是各省有派员来直考察者，有派学生来直肄业者。而北洋新政遂啧啧称道于各行省。至于中国警察制度之施行，陆军之改良，科学之输入，固当排袁世凯为首功。以此三端为袁功业之最显者。
    北洋政治锢习驱除，袁遂思大兴科学，凡具有科学知识，皆优奖重用，学者皆闻风兴起。明时局者，知空疏文字无益社会，弃举业入学堂，并游学外国者亦日渐发达。而日国教育家亦多热心，以中国来游学者多年华老大，使必循序渐进，则时不我容，于是特设法律政治速成科，择科学之精华，授中国之学生。袁亦极力提倡。厥后北京进士馆诸人，以及各省候补道府，更有清贵如殿撰夏同龢，尊贵如蒙古亲王，皆至日邦就学。其极盛时有四万人之多，于是中国之文化，遂大有勃兴之气象焉。
    第三节主张立宪
    尔时留学日邦者，多数皆鼓吹中国立宪。袁世凯亦赞成其说。而孙文之党派又鼓吹种族革命，其风甚炽，清政府忧之。袁陛见入都，两宫问袁抑制革命风潮之策。袁乃陈各国宪政之善，当此时会，非行宪政不能免革命之风潮。故其时有五大臣考察列邦宪政之命。及五大臣归国，皇族中最开通之泽公，遂疏称立宪政体利国利民，惟不利于官。其余四大臣亦皆以立宪为然。而顽固党反对甚力，两宫为众论所惑，又召袁入都决议。袁力排众论，主张立宪，谓非此不能图强。两宫之意乃决。
    光绪三十二年丙午，秋七月十三日，遂颁预备立宪之诏，翌日又命袁世凯等会议改订官制。诏曰：
    昨已有旨宣布立宪之预备，饬令先行厘定官制，事关重要。必当酌古准今，上稽本朝法度之精，旁参列邦规制之善，折衷至当，纤细无遗，庶几推行尽利。着派载泽、世续、那桐、荣庆、载振、奎俊、铁良、张百熙、戴鸿慈、葛宝华、徐世昌、陆润庠、寿耆、袁世凯公同编纂。该大臣等务当共矢公忠，摒除成见，悉心妥订。并着端方、张之洞、升允、锡良、周馥、岑春煊选派司道各员来京，随同参议。并着派庆亲王奕劻、孙家鼐、瞿鸿机总司核定，候旨遵行，以昭郑重。钦此。
    预备立宪之诏既颁，彼顽固党人益肆口雌黄。于是梁鼎芬暨诸台谏皆交章劾袁，有谓其谋为不轨者，有谓其权高迈主者，有谓其天下兵权在握者。相传劾袁之疏多至数十份，两宫皆留中不发，特命庆亲王示意于袁上疏辞去兼差，以息浮言。袁将宫制议定，遂回天津，疏辞各项兼差。疏上，奉旨云：“该督办事均尚妥协，现定改订官制，各专责成。着照所请开去各项兼差。钦此。”
    先是，昨年十二月二十一三日。袁世凯曾上疏恳辞兼差，奉诏慰留。兹并录迩时诏旨于下，以资考证。旨云：
    袁世凯奏请开去兼差一折，现在时事艰难，正资整顿。该督公忠夙著，任事实心，仍着统筹兼顾，妥为经理，以副委任，毋庸固辞。钦此。
    观以上两诏旨，相距仅数月，一留一准。一则曰公忠夙著，任事实心；一则曰办事均尚妥协，何其迥不相侔也？究其原因，虽由顽固党之诋排，亦由袁之自取。盖袁此次辞差疏间有牢骚语。夫倡立宪即应辞兼差，乃为惟一之宗旨，至辞兼差而语涉牢骚，则人疑为揽权也固宜。且袁系首倡立宪之人，权限不分，乌能立宪？顽固党所以藉口者，皆职是故也。袁之不学无术于斯略见。或谓此种奏疏多出自其书记辈之手，虽然，使袁左右有人，亦何至于此也。
    袁世凯本具有坚忍性质，虽迭经挫折，屡负毁谤，其宗旨仍不稍变。自辞差后，遂一意经营地方新政。首创审判厅，次立自治会，皆由天津试办为起点。其他一切立宪应预备事宜，无不首任其难，不辞劳怨。乃其左右之人则不然，审判自治，皆属在地方之范围，自应委任于府县，而凌福彭辈不知新政之谓何，乌能胜任？特迫于袁之命令，不得不立一名目，以欺蔽人之耳目。故袁虽雷厉风行，终不过敷衍塞责，至袁甫去任，其所创之各项新政，即败坏不堪言状，实由于用人不当，遂断送于三五小人之手。至袁所位置之人才，惟花天酒地，纳贿循私，无所不至，人皆谓今不如昔。岂知创办之初，即有名目而无精神，故至今百弊丛生，现象之坏，不堪设想矣。嗟乎袁世凯有办事之热心，无知人之能力，是又不得不为袁惜，更不得不为袁咎也。
    第四节兄弟之隙
    袁自倡立宪后，圣眷即不逮从前，两宫之意，非恶其倡立宪，实为众口所煽惑也。众口所以能煽惑两宫之听者，又基于袁胞弟世彤之恶作剧。欲知其兄弟嫌隙之原因，须先说明袁世彤之轶事。
    世彤系世凯之同母弟。彤为人放诞不羁，文字秀雅，常鄙视世凯。彤喜作狭邪游，闻上海为天下繁盛之区，遂携资往游。楚馆秦楼，夜游几遍，久之金尽囊空，遂为无赖于所卖。盖尔时上海有名妓胡宝玉者，丰姿绰约，领袖群芳，与彤最为密迩。又有某贵公子，腰缠十万，觅玉寻香。而诸无赖献佛借花，做出风流骗局，嗾宝玉与某公子伪践三生之约，藉索万金之资，而某亦如愿相偿。方拟买屋藏娇，彼人面桃花遂不知何处去矣。即赴英廨指控世彤与胡宝玉及诸无赖子。英廨巡柿即往拿彤与宝玉等，时诸无赖早已蛇惊兔逸，惟彤与宝玉尚交颈比翼于温柔乡中。而巡捕无情，遂将此酣睡鸳鸯双双扛去矣。事详载于当时《申报》，并注明袁世彤系袁世凯胞弟。时上海道聂缉规与世凯有旧，遂谕谳员为世彤解脱，专罪宝玉。世凯闻之，遂禀知其母，使深责世彤，兄弟间遂成嫌隙。会世凯练兵小站，彤请从事，凯畏人言，不便位置军中。凯兄世廉，时充聂士成全军营务处，遂荐之聂军，俾廉可就近教导。聂会世凯意，遂派世廉帮办营务。
    后胡宝玉多方营谋，亦得解脱。闻彤在直隶，寻踪而至，求天津候补知县龚某代通消息，重圆旧梦。彤闻信即至，龚亦与焉。据龚告人云，宝玉虽罹讼祸，对世彤绝无怨言，晤面时惟叙离踪，情好逾昔。其来意系因自嗟老大，厌倦风尘，志在从彤以终。彤既重逢宝玉，而雪泥鸿爪，遂勾留于七二沽头，不忍舍去。嗣为世凯所闻，遂嘱世廉代彤辞差，以母命召彤至小站。彤见其母，历陈宝玉之志，并赞其贤淑，求母命世凯给数千金，藉完此局。世凯闻宝玉向有夏姬之妖，且年长于彤，力主不可，足亦忧弟意也。乃彤愿不遂，无颜复见宝玉，遂作书与宝玉长辞，驰回原籍。宝玉得彤书，眷念故人，抑郁成疾，未几而一缕香魂遂长归于杨太真虚无缥缈山矣。彤闻玉耗，感深知己，赋悼玉诗百韵以哀之，当时曾闻人传诵，惜未留稿。
    宝玉既死，彤以为生平遗恨，衔世凯切齿，即拟终老林泉。昔袁任封圻，彤并末一至任所。当世凯之抚山东也，值拳匪肇乱，京津谣传袁将盘踞山东为己有。彤遂上书于豫抚景星，请转告荣禄，谓世凯行为，素不与闻。倘将来欺君枉法，请免株连。景知其兄弟参商，并未转达。至是闻交章弹袁，复上书于政府，并致书于世凯，劝其改行。书载《大公报》，顽固党即引为口实，列入奏章。清廷以袁胞弟竟有是言，亦为所动，故于撤袁兼差后，犹以为虑，又调袁内用。
    第七章 军机大臣及外部尚书之时期
    外部尚书之时期
    第一节军机大臣及外部尚书
    清光绪三十三年丁未，秋七月二十七日廷谕：“外务部尚书着袁世凯补授。钦此。”同日又奉谕云：“大学士张之洞，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均着补授军机大臣。钦此。”
    袁世凯奉诏后，即具疏恳辞，并密求庆王代为设法转圜，朝命不许。袁此次恳辞，实出于至诚。何也？盖自表面观之，以总督入枢府，系属超迁，且转瞬即可大拜，位极人臣。而袁所以不愿内用者有三，一自知国文甚浅，枢密往往拟旨，实有不能。二以北洋一席，咫尺天颜，其权柄不减于军机。且其经营数载之新政，彼时具有端倪，不忍弃置。三则军机分位虽尊，禄俸甚微。袁虽久任北洋，而其宦囊不但无余裕，且有亏累。有此种种原因，故辞之甚力。
    清廷意旨，一则以众口呶呶，袁世凯究竟居心若何，不能窥察。调归内用，方可钳制。又以安徽有徐锡麟之变，云南有河口之乱，革命风潮日炽，非实行立宪不能以节乱萌。立宪为袁所主倡，调其当枢府之要，加一老成持重张之洞协同助理，袁亦不能专擅。此清廷调袁内用之大旨也。
    袁既坚辞不获，庆亲王不但不为挽回，且劝勉甚殷，惟有勉为其难。而种种困难，只有设法对待。国文甚浅，则延其旧书记辈为之辅助。北洋一席，则力保其门人杨士骧接代，约定长芦盐政以及直督应有之漏卮，仍归袁弥补在任时之亏累。但杨逢人辄作是语云。袁当枢府要冲，杨虽反复无常，尚不敢显违原约。惟北洋一切新政，虽在光绪三十二、三年间，已属有退化无进步，而杨士骧接手之后，又偏置私人，遂腐败不堪言状矣。噫嘻，后来不类，诚非袁世凯初意所能料者也。
    第二节阮忠枢、张一麐事略
    袁既入军机，多倚赖其书记阮忠枢、张一麐二氏为左右手。通常事则倚阮，新政则赖张。欲明袁在军机大臣时代之事实，不可不先明阮、张两氏之概略。
    阮忠枢自袁在小站练兵即充书记，其人虽无大才具，品尚可取，在少年时代亦颇好事。自为袁绍介入康党后，深自愧悔，历随袁由山东迁直隶至入军机，尚无劣迹为人所指。迨后洋烟之癖甚大，故除为袁述文外，亦无暇涉及他事。论者谓阮忠枢尚不失读书本色。
    张一麐之为人，无所不为，不可思议。初袁本不重任，仅充督署书写员。迨光绪三十一、二年，袁世凯因留学我邦之学生鼓吹，遂有提倡立宪之思想。张有弟名一鹏，亦留学日邦，时以条陈寄张，嘱转陈袁，为他日进身之计。麐遂据为己有，又润之以康、梁著述，投袁之好，自命为新学家，同人多鄙薄之。及观其述文多东抄西袭，毫无根据。袁世凯遂为麐所愚，以其实有心得，凡新政一切，皆命一麐拟稿。嗣一鹏亦来北洋，麐多转乞其弟。于此又不可不略述一鹏之劣迹。
    一鹏学问固优于一麐，至其为人，则小人之尤者。窥其外表似端谨士，而心地之奸毒实不堪问。有一种阴险绝技，常陷人于危，令人不测者。有道其留学日邦时，印伪报纸，造捏名禀，陷害知府李丙吉一事。其手段之离奇，用心之狠毒，有笔墨所不能形容者。迨后李丙吉侦知底蕴，屡控不直，盖皆为一麐阴抑其禀，使不能上达。李丙吉惟有咄咄呼冤，吞声忍气，投效至奉天。赵尔巽悯之，委以财政局差使。后赵陛见至北京，庆亲王问赵，新政何不仿照北洋办理？赵曰我虽不善办新政，幸东三省尚不似北洋之暗无天日，盖指此也。一麐招一鹏来北洋，本拟引入袁幕，因恐劣迹败露，为袁所知，转与己不便，意遂中上。一鹏之为人，无利不往，即麐有笔墨事属之，苟不予以相当之酬谢，亦不肯为。遇事招摇，兄若弟朋比为奸，其声名遂狼藉矣。
    一麐既得袁之任用，遂补天津同知。一鹏以主事分法部。兄弟定约，麐每岁津贴鹏千金，遇新政事即由电话招鹏来津。至是袁世凯忽调内用，杨士骧署理北洋，麐、鹏两人之种种劣迹，杨知甚晰。麐知督幕必不能容，而同知一缺又极清苦，且一离袁所即不能狐假虎威，遂求从袁入都云。
    袁自入军机后，两宫眷注较前尚无大异，而一般顽固党排诋甚力，袁之热心遂渐退缩。加以张一麐时蛊以模棱两可之说，其意多退然自阻。以退思铭其室，事事谦让，见者多以为袁学术大进。窃谓不然，凡为大臣者，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固贤人学问，然岂支持中国危局之大臣所宜哉？故于此目袁为退化时也。袁在军机年余，殊碌碌无所表现。惟关北洋事则甚注意。奈杨士骧本风流名士，其平日不可少之功课，惟是一局围棋，两枝二簧，三杯烧酒，四圈麻将。而又内外宠俱全，日夜宣劳，更何有须臾之暇以料及新政哉？且其心本不以为然，因顾全禄位，不得不存其表面。或谓袁每闻天津新政失败，辄嗟叹再三，由是英雄气短，遂实行模棱两可之主义，即于首倡立宪之大问题，亦只好随波逐流，虎头蛇尾矣。
    第三节“立宪”之议定
    袁任军机大臣，其重要事，惟订立宪年限之问题。立宪年限，袁本主速行。当在北洋尝与人言曰：“人苟实事求是，三年之久，何事不可预备？”其主三年立宪，固早有成见矣。及入军机后，朝命决此问题，袁遂谋之一麐，命其创稿，筹画预备事件。麐又谋诸一鹏，鹏时方欲迎合某尚书意旨，某尚书谓人民程度甚低，非期之十年不可，痛诋袁为躁进。又谓欲速则不达。鹏遂承某尚书之意曰，袁本不知立宪为何物，一切皆倚赖其兄，其兄又非赖彼不可，此事必能使袁从公，遂代麐创稿。后诸大臣协议，袁出稿与某尚书相同，遂以上闻，于是遂有十年预备之诏。北京报纸遂著为论，其主笔者为汪康年，谓袁前后如两人，并隐讽麐、鹏之鬼蜮。麐遂嗾袁令某厅禁止京报出版，即此事也。时北京知其事者，谓袁为皇上之枢密顾问，麐又为袁世凯之顾问，一鹏又为一麐之顾问。多称张一鹏为第三级顾问官。此等绝大问题，竟败坏于一二宵小辈，是不得不为袁慨也。
    清光绪三十四年，春正月初一日奉廷谕：“袁世凯着加恩赏西苑门内乘坐二人肩舆。钦此。”
    是年秋七月，清光绪帝患亏损症，日渐增剧，至十月病势危笃。西太后亦患痢疾。遂诏群臣议继统事，袁世凯辈不赞一词，后意甚急，根问再四，袁对候庆亲王由陵回京，臣等协议再行上奏。后怒甚，命拟旨，著留养醇亲王之子于宫中。
    第四节两宫之宾天
    冬十月二十二日，清光绪帝崩。西太后懿旨，命宣统皇帝入承大统。醇亲王为监国摄政王。令宣统皇帝为同治帝继嗣，兼祧光绪帝。当时北京谣说纷纷，宫闱秘密亦不详载。是月二十四日，西太后晏驾，时光绪帝崩后二日也。两宫先后宾天，宣统皇帝入承大统，登极礼成于十一月十六日。
    慈禧太后像
    “光绪三十四年冬十月壬申，上疾甚。懿旨，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在宫中教养，复命载沣监国为摄政王。癸酉，上疾大渐，崩于瀛台涵元殿，年三十有八。遗诏摄政王载沣子溥仪入承大统，为嗣皇帝。皇太后懿旨，命嗣皇帝承继穆宗为嗣，兼承大行皇帝之祧。宣统元年正月己酉，上尊谥曰同天崇运大中至正经文纬武仁孝睿智端俭宽勤景皇帝，庙号德宗，葬崇陵。”（《清史稿》卷二四）
    “孝钦显皇后，叶赫那拉氏，安徽徽宁池广太道惠徵女。”“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太后有疾。上疾益增剧。壬申，太后命授醇亲王载沣摄政王。癸酉，上崩于瀛台。太后定策立宣统皇帝，即日尊为太皇太后。甲戌，太后崩，年七十四，葬定陵隆福寺。二年五月，御史潘敦俨因岁旱上言，请更定谥号，谓：‘后崩在穆宗升遐百日内，道路传闻，或称伤悲致疾，或云绝粒霣生，奇节不彰，何以慰在天之灵？何以副兆民之望？’太后以其言无据，斥为谬妄，夺官。五年三月，合葬惠陵，上谥。宣统加谥，曰孝哲嘉顺淑慎贤明恭端宪天彰圣毅皇后。”（《清史稿》卷二一四）
    “十月二十二日，德宗晏驾，遂以宣统帝入承大统。公虑孝钦后年高，且皇族中颇有争竞继统者，主幼国危，必生变乱，倡议以醇亲王载沣监国。二十四日，孝钦后遽崩，于是公与二三老成从容定策，匕匕无惊，中外咸深叹服。公感悼孝钦后知遇，拟矣大丧事竣，亦即告退，乃未及上书陈情，而局势忽变。”（《容庵弟子记》卷四）
    当时清国朝野之议论，多以西太后宾天，袁世凯必有奇祸，众口同声。某日袁退朝稍迟，忽传袁已杖毙。与袁有关系者，麇集袁寓探问，北洋公所车马络绎不绝，未几袁归，始各散去，时大有草木皆兵之势。
    第八章 免官与复出
    第一节免官之诏
    十二月十一日，果奉免官之诏云：“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夙承先朝屡加擢用，朕御极后，复予懋赏，正以其才可用，俾效驰驱，不意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袁世凯着即开缺，回籍养疴，以示体恤。钦此。”
    免官有诏，时袁尚在朝房，早有所闻似不仅免官。内阁值日官捧诏告袁曰，皇上有旨，袁颓然色变。未及读诏，张之洞自内出，告袁曰，上以公足疾，命回籍养疴。袁读诏毕，连呼曰天恩高厚，天恩高厚。袁回寓后，张一麐遂藉故逃避。袁之仆从见张逃，亦皆惶惶。或谓自免官诏下，袁之寓所风声鹤唳，处处惊惶，若不知祸之终极矣。翌早袁入朝谢恩讫，即乘快车至天津。有英人海鲁君与袁同车，曾作《车中纪事》，译录数语于下：
    （上略）头等车内仅三数人，予觅一近暖气处坐定。旋来一人，衣素服，发毛参参，随从甚多。坐处与余相对。见其仆辈置似新闻类一束于其旁，其人遂翻阅。两点二十五分车过丰台，阅有四十分钟，其人端坐未行动。旋有仆人又置似酒类一樽于几上。车上之仆均事之甚谨。余察其人举动异于常人，以英语询车中检票人，知为清国军机大臣袁世凯。四点三十分，车至老龙头，袁下汽车，即乘一华丽马车往西行去云。
    袁到天津，先至德国饭店。饭后至杨士骧衙门，住署后花园。其眷属于是日晚车亦到天津，住德国饭店。十三日早车，袁世凯复回北京，其眷属于午车亦回京。闻其来天津，一则与杨士骧有密商事件，一则支取银行存款，汇往河南。至其眷属来津，实因惶恐所致。袁去后杨士骧遍戒从人，切不可云袁住署内，岂知其仆从多逢人辄告云。袁回京后，于十四日清晨即携全眷回籍。闻其时不特随从无多，送行者亦寥寥。是后都中谣说不一，或谓将籍没其家产，或谓祸仍不止此，或谓袁所练之兵将暴动。袁本多子，然多幼稚无知，闻此谣说，茫无头绪，甚有逃而隐匿者。其景象亦甚可悯。
    或谓袁事败，有问张何故逃避者？张谓袁宅内藏有快枪数百枝，设被籍出，其祸尚堪问乎？我辈月得若千金，系以心血与文字换来，无他感情，焉能与彼共祸？问其知袁宅中藏此利器何用，张曰乌知其心？噫，人情冷暖，固世人之常态，如张一鹏之兄弟，又罕有其俦者也。
    以上所记袁世凯免官时之事实，系据当时之访探。而中国最有价值之《时报》，论袁世凯事则大异其旨趣。玆择录《时报》所记新闻二则于下，以资参考：
    （一）“摄政王斥袁之意，于初十日前已决，庆邸知不可挽，故自初十日即请假不入内，至昨日始销假。十一日召见，独世、张两军机。王出所拟罢袁谕旨，令张视之，张大惊，为袁缓颊。王曰尔勿预此事，但视谕旨妥否，酌改可也。谕旨原文本有指斥袁罪处，张为删去之。”
    （二）“袁世凯开缺后，自知罪状暴露，乃逃至天津。（中略）后知摄政王宽大。张、那两军机同保其无事，即于是夜返京。向人犹称被某侍御参劾，亏空北洋官款三百万两，故至天津调查账目，以防后难。或又称恐有暗杀之者，故深防之。其实彼畏罪逃匿之迹，彰彰不可掩也。故此次之许其归田者，在袁实为莫大之宽典云云。”
    “袁去官原因，咸谓为请派大使一案，此犹表面上论点，实则受张之洞之中伤也。初，袁、张感情极恶，其能两相保全位置者，一则圣眷独隆；一则资格独老也。及两宫崩驾，宣统继位，载澧素重张为人，事事必与之商榷。适袁辞职表章至，王乃取决于张。张素谂项城机诈手段远出己上，并立枢府久之，恐受其倾轧，不如为先发制人之计，以去其后虑。于是历言项城跋扈状，王不能容物，聆张语欲杀之。张谓王甫监国，遽杀大臣，恐不足塞朝野士夫之口，弗若如其请而罢之，再图翦除良策。王然其说，遂有十二月十一日之上论。外间谓为请派大使以黜之者，尚非破的之论也。”（《袁世凯轶事》）
    第二节安阳“隐居”
    十一日，诏回籍养疴。公因项城旧宅，不敷居住，前在卫辉城外，购屋数十楹，即日契眷南行。宣统元年，春夏之交，公游览苏门百泉之胜，此地为宋邵尧夫、明孙夏峰两先生讲学之所，前清乾隆朝曾经驻跸。岁久，离宫别馆，鞠为茂草，惟清晖阁岿然尚存。公与徐世昌捐资修缮，旧僚闻风，争醵金协助。年余工竣，水木明瑟，亭馆幽深，俨然世外桃源焉。
    五月，移居彰徳府北门外之洹上村。津门何氏先营别墅于此，公爱其朗敞宏静，前临洹水，右拥行山，土脉华滋，宜耕宜稼，遂购居焉。宅有小院，草创伊始，公莳花种竹，叠石睿池，点缀林亭，题名曰“养寿园”。公兄清泉公以偏废，自徐州道告归汴，公迎住西院，为延医调治，每值风曜暄和，兄弟扶杖同游，听莺钓鱼，颇极壎篪之乐。常弄舟小池，清泉公垂纶，公持篙立船尾。有好事者流传照相，遐迩请索，几无虚日。公生平一无嗜好，衣饰饮馔，初不请求。居官时，终日治事，僚属进见，则口与接谈，手仍批判。最恶贪渎之吏，劾治必严，其律己则甚洁也。归田后，出孝钦后所赐金，改缮亭馆，与宾僚赋诗为乐。其次子公子克文梓《圭塘唱和集》行世。所谓圭塘者，即公宅前横渡洹流之桥名也。公子十二人，长次两公子已出仕，三公子克良以下均在家塾读书，公延请中西名师，晨夕督课，功过赏罚，皆有定程。二年冬，清泉公捐馆，公痛雁行摧折，抑抑不欢者累月。时朝局纷如乱麻，明达之士，已知大乱将起，朝士多邀公出山，公默不应。三年八月二十日，公五十三岁诞辰，亲友治觞为公上寿，强而后可。不知鄂军起义，烽火照江，已先一夕，警报纷传矣。《容庵弟子记》卷四。
    “袁既罢官，本欲归项城旧里，嗣因故宅不适居住，乃迁于彰德，出宦囊大兴土木。是地前临洹水，右抱行山，风景绝佳，不啻世外桃源也。每当风日暄和，袁偕其从兄世廉、弟世传扶杖河干，小步踯躅，或披蓑垂纶，俨然一退隐高士。有谓其在京供职之将领及军卒，凡与项城有密切关系者，皆托故辞职或退伍，陆续潜来彰德依袁。袁诘其故，则皆曰：‘吾侪向隶宫保麾下，感恩戴德，沦浃骨髓，然尔时似淡焉相忘。至公去后，继公而抚驭吾侪者，终不及公之深入人心。吾侪殆如孺子之失瞻依，公今放逐归里，吾侪安忍贪微秩而远睽颜色乎？’言已泣下，盖项城自小站练兵时，其对于部曲悉以权术的恩泽及人，以故士卒咸倾心效命。虽转任直督外，尚暇时恒招若辈温语抚循，故若辈心中第知有‘袁宫保’三字，并不知满清君主及国家也。袁闻众语，辄叹曰：‘尔曹既至，姑安之。’于是加以优待，凡将领薪资，咸按照其服务时支给，至兵士饷糈，亦如数予之。或拨田数亩，令其耕种，即以所得租金养赡其妻子。而从前司掌交牍者，亦闻风来归袁，咸畀以私家之记室，统计每月所需约三万余金，即于长芦余款匿报之二百万金项下取给焉。识者，可以知其蓄意矣。”（《袁世凯轶事》）
    “袁世凯被载沣赶下台去，叫他回籍养疴。他并没回到原籍项城县，而是在河南卫辉府停下来，次年夏天再迁往彰德府。”
    袁世凯在养寿园“彰德在太行山脚下，是京汉路经过的地方，交通十分便利。袁在城外洹上村筑有精舍，门前洹水流过，他架一小桥以通往来，题名曰‘圭塘’。他此时还不过五十来岁，却倚老卖老自称‘洹上老人’。他经常跟一批亲朋幕僚饮酒赋诗，刻有《圭塘唱和集》。有一天，他化装为渔翁，披上一件蓑衣，泛舟于烟波缥缈之中，特意拍了一张照片。他还作了一首诗，题曰《烟蓑雨笠一渔翁》，和者不乏其人。他把这张照片和诗集分赠给北京亲友。这些琐琐生活，看起来似乎无关宏旨，可是袁并不长于作诗，为什么下台后忽然要做起诗人来，还要拍摄这张怪模怪样的照片赠给亲友，当然别有深意。”
    “他下台的时候，清政府派有武弁一人‘随身保护’。他知道他身后的这条影子是朝廷派来监视他的，因此特别加以款待，平日大鱼大肉，年节多加犒赏。这位武弁受了许多好处，在打报告时少不得美言几句，说他如何安于隐居生活，如何感激天恩，等等。袁觉得这样做还是不够的，于是又变戏法，一会儿装诗人，一会儿又装渔翁，以示闲云野鹤之身，并无政治野心。其实，这个大野心家无时无刻不在眼观四面，耳听八方。他跟庆亲王奕、北洋军各级将领以及英国公使朱尔典等人的关系，始终保持不断。他的老朋友徐世昌以及谋臣策士杨士琦、杨度之流，经常跟他暗通消息。他的大儿子袁克定在北京农工商部挂了一个右参议的官衔，事实上是他的‘驻京办事处长’。他家中设有电报房，经常跟各省督抚通电往来。他身边还豢养着一批幕僚清客，明里陪他饮酒赋诗，暗中替他出谋划策。”（《袁世凯演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