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她年仅十七岁，作为知识青年下放到了省内一个叫清岗的地方，在那里一待就将近六年，1977年初返回省城，与从另一个地方复员的父亲领取结婚证，父亲进了一家国企，而妈妈生下我之后，考进了医学院学习。
    相册内有他们班级的合照，排成四排，第一排女生蹲着，所有人都衣着简朴，神情庄重。不像我读书的时候，同学年龄全都相仿，经由高考而来。她的同学中有三四个已经明显步入中年，另外几个看着也至少有二十六七岁，脸上写着阅历，想来结婚成家对他们来讲并不罕见。妈妈混在其中，并不像一个孩子的母亲，仍显得学生气十足。
    毕业纪念册上的留言非常正式，看不出端倪；妈妈保留的信件竟然都是与她专业有关的公务往来；另有一些私人往来的明信片，不过是简单的相互寒暄、通报近况。
    在一大堆与某学术杂志的往来信件里，我终于找到唯一一封私人信件，盖着清岗的邮戳，地址是手写的，收信人是我妈妈，寄信人的名字叫梅雪萍。
    我记得这个名字。
    妈妈住院时，我拿到又一次的ct结果，与医生交谈之后，知道癌细胞已经转移扩散，疼痛感会越来越强烈。我心情沉重，拖着步子返回病房，看到妈妈病床前坐着一个阿姨，而妈妈眼里含着泪水。她性格坚强，从不曾在访客和我们面前流露悲观情绪，我吃惊地在门口站定。
    只听妈妈说：“雪萍，你见过他吗？”
    那个阿姨说：“是的，那年我哥哥生了孩子，我回家看望，偶然遇上了他，后来我们一直有联系，不过也只是通个电话，相互问候而已。”
    “他也住在省城？”
    “不，他只是来探亲。”
    “那，他……还好吧？”
    “每个人评判好与不好的标准不同，我觉得他是平静的。”
    妈妈的声音微带颤抖：“不，他肯定恨着我。我……”
    我愕然，只见那位阿姨握住了妈妈的手，打断了她：“燕子，有些事我们必须放下。”
    妈妈叫严小燕，在我童年时，爸爸似乎还叫她小燕，中年过后，他甚至直接叫她老严，我曾和子东窃窃私语议论，如此称呼老婆，真是老干部腔十足。这还是我初次听到有人用这个昵称来称呼她，只见她猛然摇头，面孔一瞬间扭曲了，我吓了一跳，连忙进去：“妈妈，是不是又痛得厉害了？”
    那位阿姨说：“怪我不好，让你妈妈激动了，你是可可吧，来，帮你妈妈倒点水。”
    我依言倒了一杯水过来，妈妈已经调整平稳呼吸，跟我介绍说：“可可，这位是梅雪萍阿姨，当年我们在一个地方插队。她特意坐三个多小时的长途车赶到省城来看我。”
    “谢谢梅姨。”
    妈妈是北京人，当年没有像她一同来插队的同学那样返回原籍，而是留在省城汉江市读书、工作、定居，这是我头一次见到她知青时代的老友。梅姨看上去比病前的妈妈要苍老得多，衣着简朴，不事修饰，不过神态中自有一种安宁镇定的气度。她微微一笑，站了起来：“我要去取药，再赶末班车回去，燕子，你好好休息。”
    妈妈神情复杂，欲言又止，点了点头：“你住得太远，我不留你。可可，帮我送一下梅姨。”
    我陪梅姨出来，到电梯边，她站定，轻声说：“可可，不要难过。”
    我怔住，随即眼泪扑簌簌落了下来：“梅姨，我妈妈是不是已经知道她的病情了？”
    “她自己就是医生，很清楚你们对她隐瞒的是什么。放心，在这方面，她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可那是我的母亲，她再怎么达观，我也没办法因此做到松一口气。梅姨当然清楚我的感受，她留下电话和地址，嘱咐我好好照顾妈妈，有事立刻通知她。我点头答应，并没有探究她们过去的生活。
    一个月后，妈妈病逝。我给梅姨打了电话，她赶来出席了追悼会。她握着我的手，对我和弟弟说：“节哀。上次我过来，你妈妈对我说过，她之所以拒绝进一步放疗，就是希望走得从容，让儿女在回忆里保留她健康时的样子。”
    追悼会结束后，她便悄然离开。
    这封信写于1983年8月，算一算，当时我六岁。我抽出发黄的信纸，信是用纯蓝墨水写就的，竟然没怎么褪色，字迹纤细而工整。看到开头母亲的名字，我的鼻子便已经有些发酸。
    燕子：
    接到你的来信，我很意外，又很开心。我确实是方圆上百里留下的最后一个知青，但我留下的原因很复杂，并不像你看到的那篇报道里写的那样无私奉献，大概记者觉得必须把我拔高一下，宣传起来才更有意义吧。
    我已经结婚，儿子今年五岁，理论上说，我可以带着丈夫和儿子返回省城，熬上几年，他们的户口也许可以解决。可是我回去探亲，感觉我出生的地方对我而言已经变得十分陌生，我丈夫更是无所适从，根本无法适应城市。我的哥哥姐姐对我很好，但他们是工薪阶层，从居住条件到经济收入都并不宽裕，无法接纳三口之家。我能找到的最好职业也不过是去街道小厂做一名工人。思前想后，我只好选择放弃城市。我唯一不放心的是父母年事已高，身体都不算好，好在哥哥姐姐可以照顾他们，帮我尽孝。
    每个人都在找自己在生活中合适的位置，至少在这里，还有很多人是需要我的。
    清岗这个地方也慢慢有了变化，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开始多了起来，我想生活总归是在向一个好的方向前进。
    我和过去的同学联系不多，毕竟插队这种经历太过艰苦，大家好不容易摆脱，需要更长一段时间才有回顾与怀旧的情绪。
    很抱歉，我并不知道何原平的下落，据我所知，他与所有同学都断绝了联系。他家离我家不远，去年我回城探亲时，探访了他的父母，他们说跟他没有联系，完全不愿意提起他。也不能怪他们，他们和我父母一样，都是好人，一生谨慎老实地生活，视名誉脸面大过生命，无法接受发生在何原平身上的事情。
    看了你的来信，我心情很复杂。不管怎么说，请不要那样激烈地批评自己，燕子，我不能替何原平说谅解，也不认为我有资格评价你的行为，那种身不由己的年代，我们每个人都有被扭曲的时刻。
    事已至此，你不要再拿往事折磨自己。我现在相信人都有自己的命运，我们必须向前看，放下心头的负担，才能继续生活下去。
    雪萍
    我的目光牢牢定在三个字上面：何原平。
    这和妈妈在病房中对梅姨提到的那个“他”应该是同一个人吧。
    _5
    第二天，我抄下梅姨信封上的地址，决定直接过去。
    我设定好导航仪的路线，开了将近三个小时车，到了一个叫清岗的县级市，稍事休息之后穿城而过，继续向前，道路两旁种着高大的意杨，两边风景一成不变，前方好像看不到尽头。我时时疑心走错了路，终于看到路边出现刘湾这个村名，才松了口气。
    入村的道路看上去刚刚修好不久，狭窄，但是十分平整。村口有一个不大的池塘，一群鸭子悠然浮在水面。我停好车走下来，立刻被无处不在的甜香包围住，深深呼吸，举目四望，村子里种了不少桂花树，金黄色的桂花一簇簇开得正好，池塘另一侧坐着老头儿老太太在晒太阳打麻将，几个孩子好奇地围了上来，隔了一点距离看着我，然后咬着手指相互讲悄悄话，显然这里并不是每天都能看到陌生面孔的。我问到梅姨，他们马上活泼起来，争先恐后地说：“我知道我知道，梅姨是我们这里的医生。”“跟我走，我带你过去。”
    梅姨住在村子东头，院门敞开，我走进去，只见她正在厢房里为一名脏兮兮的小男孩处理长满脓疮的头部，神情专注，同时教训着旁边一个同样脏兮兮的老头儿：“我说过了，要注意个人卫生，不然怎么上药都是白搭。”
    那老头诺诺连声，但显然根本没听进去。
    我有洁癖，所以没有像弟弟那样追随母亲选择学医，当然无法直视这个场面，来不及跟梅姨打个招呼，就匆匆退到院子里去。
    从敞开的屋门看进去，梅姨终于给小男孩上完药，又打来热水，细心替小男孩做了清洗，然后拿了口服消炎药给老头儿，叮嘱他按时给孩子喂服。她送他们出门，看到我，十分诧异：“可可，你怎么来了？”
    在来的路上，我准备了一套礼貌寒暄，打算先谢谢她去探视我妈妈，出席追悼会，再慢慢迂回到我想打听的事情上面，可是面对梅姨，突然觉得这个心眼儿来得未免太小家子气了：“梅姨，我想跟您谈谈。”
    她默然片刻，我猜她多少知道我的来意，而且并不想谈。可是我不打电话，径自远道而来，登门直入，这温婉敦厚的女人没法一口拒绝我提出的要求，叹了口气：“天气不错，我们出去走走吧。”
    刘湾很小，我们很快走出了村子，外面是大片的旷野，正值秋天，阳光没有盛夏时的炽烈，照在身上暖洋洋的，我们在一棵大桂花树下面坐下，风扑面而来，仿佛可以穿透身体所有看不见的空隙，带走多余的思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