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不说在范炯这样专业的人眼里，黄小刚和黄娜这对舅舅和外甥是如何的不专业，反正两人一直都是这么凑合着干过来的，并且看起来也还要这么凑合着继续往下干，也就不去管了。
    开完这场军议，舅侄俩也就按照分工各自行事，黄娜主理军政，黄小刚负责民政。军政的训练、整编也就是怎么回事了，倒也不用过多着墨，黄娜自然采取老带新、一传十的老方法，挑选出二百四十人组成六个教导排，对新兵展开了为期一个月的强化新兵训练。
    项目自然还是老三样，也就是队列、体能和团建，一个月的新兵强化训练结束之后，才会分兵种搞实战训练。
    不要觉得这么搞浪费时间，古往今来的那些农民起义军动辄数月之内就能发展出数万人马，可战斗力却弱得如渣渣，转眼就被官军给剿灭了，人多又有什么用呢？
    所以，事情多还是在民政这边，如果说眼下的各种事务算是一副重达一斛的担子的话，那么差不多八斗都在黄小刚的肩上担着，一点也不轻松啊！
    也就说开完了军议，事情也就得一样样的开始做起来。
    首先，黄小刚把从芦山带出来搞后勤保障的一百六十名青壮、健妇分作四队，各自带领一定数量的高密新招青壮分别负责军营的建设、城墙的修缮还有军队的后勤与保障。
    此外，高密的政务也得全面的抓起来，于是黄小刚就把最近把废奴搞得越演越烈的高仲叫了回来，开始进行对天凤军实际控制区的田亩厘定，拿出了具体的“均田”政策，贴出告示让百姓持田契来县衙登记确权。
    在实际的均田新政中，天凤军并不会强制征收普通百姓手中实际持有的隋朝公田以及地主的私田，只是确权之后，以户为单位可以让他们获得每户最多两丁四十亩的免税待遇。也即说不管老百姓手中有多少公田，每户就两个男丁和四十亩田免税，超过这个数目以后其余的土地产出自然就要交税了，如果一些人口多，田地多的大户想要合理避税，那就必须分户。
    此外，地主持有的私田虽然不在免税的范围之内，但只要在指定的期限内拿着地契来确权，那么在税收方面就可以给地主按照原先隋朝规定的税制打五折征收。甚至对于地主们手中持有的，对隋朝搞瞒报和漏报的田亩，只要地主们愿意主动出来登记并缴纳一定的契税，并且没有百姓对此提出异议，天凤军这边也给予承认并发给地契，并且还给予三年的免税优惠。
    此外，在农业税赋和农村徭役方面，天凤军这边也不准备全面推翻隋朝的制度，而是在现有制度上先打个五折，简单点说就是大规模的减负。
    之前说过，隋末之所以烽烟四起，主要的问题就是杨广瞎搞又是穷兵黩武三征高丽，又是骄奢淫逸大建宫室、开凿大运河，农民负担过重活不起，这也才纷纷揭竿而起。
    但实际上，杨广搞这些事情并非是用从农民口中夺食的方式聚敛来的物资，而是大部分来自他老子隋文帝给他留下的家业。
    隋文帝开皇十七年（597年），历史在汉文帝之后，再度迎来了一次“天下免税”。
    根据《隋书》记载，这一年“户口滋盛，中外仓库，无不盈积”，朝廷财政收入覆盖了所有的花费之外，京城的府库还放满了钱币，多余的储藏甚至堆积到了走廊上，由于没有地方容纳新的赋税，隋文帝下令停止征收这一年的正赋。
    只是，从开皇十七年的“天下免税”算起，为什么短短二十一年隋朝就从“全盛”走向了覆灭？
    其实，也就是隋文帝在有意无意之间，导演了一场类似于后世“大跃进”的运动。这场运动帮助隋文帝建立了极端高效的抽税系统，在民间经济还没有真正恢复时，就将各种资源源，源不断地抽取到了政府手中，塞满了政府的仓库。
    隋代之前，在北齐和北周的争斗中，北齐就属于户籍和土地统计比较混乱的一类，政府税收损失最多时，按照户口缴纳的租调竟然比实际情况少了百分之六、七十。而由于政府规定光棍之家只需要按照普通人家的半数来纳税，许多人为了逃避税收，结了婚却并不登记。
    北齐的皇帝也知道问题严重，但由于控制力弱，想不出办法，在财政困难时，只好削减百官俸禄，裁剪公职人员编制。
    到了隋朝，如原来的山东（崤山以东）地区，统一之前属于北齐，由于北齐的治理结构直接继承自北魏，已经积累了太多的弊端，政府收税相当困难。这里的人们为了逃避税役，常常更改年龄，青年壮年纷纷成了小孩和老头，获得政府的免税权。
    隋文帝决定以这个地区为突破口，命令地方官员进行一次运动式的大检查，把人们全都叫到官府，一个一个对着相貌来核实年龄，发现有造假的，不仅本人受惩罚，就连所在地的里正和党长（相当于街道办事处主任）都要被发配边关。
    由于隋代（包括之前的北齐和北周）是按户纳税的，在原北齐地区内，许多大家庭都有几十上百号人，这些人加起来算是一户，只纳一份税。隋文帝趁严查户籍之机，将大家庭打散，规定叔伯兄弟必须分家，避免逃户现象。经过这次运动，政府从民间获得了44万3000户的新税源。
    山东地区重新清理户籍成功，隋文帝感到非常满意，皇帝的态度立即让一些大臣嗅到了方向，渤海郡公高颎乘机上本，要求把整理户籍的经验向全国推广，同时要把运动的成果变成制度固定下来。
    在高颎的建议下，一套比北周更加严苛的户籍制度建立了起来，政府统一制定税收户籍册发给各个州县，而各州县的户籍是一年一清理。每年的正月五日，各地都要进行一次人口普查工作。
    后来，经过隋代君臣的共同努力，隋代的户籍制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密程度，朝廷几乎掌控了社会的各个角落，没有人能够逃避政府的税收和劳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