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墨子那里离开后，适骑着马随意地在沛县的街市上走着，不时有人打着招呼。
    这个十年前凋敝的宋邑，早已变了模样。一直没有发生过战争，铁器牛耕的变革，工商业的发展，北方不远的经济中心陶邑……都让沛县成为了一处连接泗水上下游的重要城市。
    城市不同于原本的城邑。
    城邑在春秋之前，更像是一个城堡，用以保护城内的国人，实行对城外的控制。依靠剥削城外的农产品，供养城内的贵族阶层。
    城市则拥有完善的市场，给予一个商品交换的场所。
    泗水河畔，一艘艘从上游下来的木船停靠在河边，码头上人声鼎沸。
    上游运送过来的棉花、粮食、盐，在这里换成铁器、原始瓷、棉布或是其余的手工业品，一次次转运带来的巨额的财富。
    一艘船靠岸后，上面涌出了一群人，穿的破破烂烂的，正在岸边休息。
    适骑马赶过去，估摸着这些人就是“墨家的人贩子”从上游城邑或是小贵族驱人收地后运送来的那些“变业”之民。
    果然，这些人都操着一口宋地口音，但又和沛县融合了各国方言的口音有些不同。
    运送押运的，不一定是墨者，也可能是一些商人或是小贵族。
    若非墨者去接送的，商人每运送到这里一个人，可以获得四十枚墨家的代币，可以购买任何沛县出现的奇怪东西，转运回去又能赚上一笔。
    这一船人倒不是商人送来的，而是墨者押送的，领头的那名墨者和适打了声招呼，问了声好。
    适跳下马，跟随的警卫将马栓到了旁边的拴马石上，旁边几个背着打包的棉花的力夫绕开马匹。
    适走到那几十人旁，问道：“你们从哪来啊？”
    那几十人见适穿着一身短褐，脚下踏着皮靴，腰间悬剑，知道他必是墨者中的人物，纷纷道：“从方与来哩。”
    方与离沛县不远，在菏水与泗水的交汇处，此时黄河还未夺淮入海，那里正是沃土。
    适蹲在正在休息的众人身旁，随口交谈道：“家中无地？”
    方与因为距离沛县太近，受到的变革影响也就更大。宋国内部现在乱的很，大贵族们死守着自己的权力和对农民的人身控制不放，一些小贵族们和私产较多的士阶层已经开始改变身份。
    商丘内部的询政院原本只能控制商丘附近，但是皇父一族也逐渐在利用庶民反对自己的政敌，变革在沛县出现了一种诡异的、矛盾激发的局面。
    一方面各个大贵族的利益不动，他们依旧选择选择旧时代的统治方式。另一方面，商丘、陶邑、沛县周边等地的土地私有和井田废除变革正在进行。
    人口增多之下，原本的份田制已经不能够满足人口的需求。
    这种变革又不是墨者主导的，必然不可能出现均田分地的情况，而是各家各户以自己的份田为基础，承担了军赋和税之后，进行一家一户的变动。
    而一部分小贵族则趁机强占或者换个名目获得了原本的一部分公共田，这种强占对于份田制基础的农夫影响不大。
    份田一般是二百周亩，以往还要进行换田，原始的劳作手段也能保证饿不死。
    但随着铁器等开始大规模在宋地以“分期赎买”的方式普及，这些份田制下的农夫获得了实利，以二百亩份田划为私田，农业技术的变革让他们处在一个相对富裕的自耕农阶层。
    整体来说，他们是天下的主流。
    而这种变革真正受到影响的，主要还是那些自己份田不足、需要租种别人私田的那部分人。这部分人是最穷困的，仅仅比奴隶们稍强，但是他们并非天下的主流，人数不足以让支撑墨者的全部政治诉求。
    沛县手工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变业人口。农业技术和宋国的有限改革，造就了一批自耕农的同时，也造就了更多的“助耕”者，和连“助耕”都轮不上的失业者。
    分散在宋国各地的墨者，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将这样的人收拢到沛县。
    适提出了问题后，这些人纷纷回答，大部分和适想的差不多。
    有人道：“都说沛县好，在这里做几年工，可赚的钱。墨家又组织共耕，将来有了钱买了铁器牛马，便可有自己的土地了。”
    这倒是标准的被驱逐的农民的心态，适笑道：“这么想就好。凡事不能丢了希望。在沛县好好做，做几年赚足了钱，便可分去共耕社，将来会有自己的私田。”
    旁边一人问道：“我听说，要做足六年才行？”
    适哈哈笑道：“六年还多呀？怎么说这里也能吃饱，不至于亲人白骨弃于荒野。”
    “那倒也是。”
    几个人嘀咕了一声，适又说了一下沛县的政策，叫这些人安心。
    若说是欺骗，这也算不上。
    来的人要么进入正在发展的作坊，要么进入到矿山冶炼厂，挑选强壮的加入义师，实在手工业作坊容不下，还可以组织开垦。
    从资本增值的角度来看，只要这六年的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可以胜过把他们运送来、六年的吃喝用度的价值，就算是赚的。
    只不过墨家有组织、有理想、有信念，尚不至于做那种无限压榨的行为。
    再者，墨家可以这么做，别处也会有学有样，墨家必须依靠沛县更高的生活待遇和听起来美好的未来以吸引人逃亡这里。
    不只是这样的变业者，墨家纵容那些禄田上的半农奴逃亡，只要逃到这里就算是和之前没有任何的关系了……有贵族倒是来这里要过人，因为有几名墨者做的有些“过分”，煽动了四百余户一起逃亡。
    但是墨家本身就想在宋国内部激化矛盾，自身实力又强，牛阑邑与滕城一战之后，这些要人的贵族也不敢吭声，只能痛骂墨家“祸乱天下”、“败坏礼制”。
    这种局面之下，沛县出现了一系列古怪的局面。
    农夫的土地数量基本上达到了个人种植的极限，户均一百二十大亩的耕地，导致了农夫的日子过的极好。
    沛县本地暂时并没有出现自耕农破产成为手工业的情况，不少农户已经提前完成了铁器耕牛的分期赎买，手中的余粮多了起来。
    沛县吸四周血以养本地的情况，也保证了墨家不需要极力压榨本地的农民，而是将宋国作为一个广泛的倾销市场。
    这就形成了沛县诡异的局面。
    手工业急需发展，民间剩余粮食增多，财富累积起来作为资本足够，但却极度缺乏民间的手工业劳动力。
    沛县的手工业基本集中在墨家的控制中，因为只有墨家才能搞到足够的人。民间手工业雇工得不偿失。本地人都有土地，给的少了没人来做，给的多了又完全无利可图。
    外地来的逃亡者，一来就被控制，被各个墨家的作坊瓜分，要么就是控制着组织共耕社。
    商品手工业的发展，固然需要市场，也需要大量的自由劳动力。在土地户均一百二十亩、平均三户一头牛马的情况下，这种自由劳动力实在是稀罕物，只能靠从外地不断地收容、诱骗或是吸引逃亡。
    没有破产的农民，就没有大规模的自由劳动力，而墨家在沛县的基本盘是手工业者和小农，又不可能实行农民破产的政策，只能将自由劳动力寄托在沛县之外。
    于是一种奇怪的作坊模式也在沛县出现，比如今年刚刚建立的“铁锅”作坊，就采用了的民间募集股本、三年分红的形式。因为墨家控制着“劳动力”，资本缺了这玩意也没法增值。
    亦或是一些原本有公田集体劳作的村社，组织成了新型的村社，在种地之余，办起来一些村社的作坊，这是墨家大力支持的。比如闲暇时候的制砖、捞纸、榨油等等，依靠本村社的劳动力。
    同时墨家的作坊又不完全是军工生产，譬如铁锅之类的稀罕物，又促进了货币交流，扩大了市面上的纸张、砖石、油料等商品的规模，又悄悄将农夫剩余的粮食以初级的手工业品回收到仓库中。
    农业变革之后，沛县农夫的人均余粮增加，商品增加，购买力也增加了数倍，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来到沛县的商人感慨“沛之一地，市贾风行，不下七万户巨邑”。
    在保持一定技术优势的前提下，相当于以一个县的手工业，面临几乎无限的九州华夏市场，暂时根本不存在一个商品无法销售的情况。
    随着周边农业变革的进行，手工业品换取的超额利润的粮食，又能供养更多的被诱骗或是逃亡到这里的手工业阶层。
    至于沛县之外，暂时不是适要去考虑的地方。因为沛县是一张集结着“乐土”所有美好的一张大饼，那些阴暗面在别处彰显，反倒衬托了沛县的“善政”。
    沛、彭、留、滕的善政是怎么来的？
    是有铁器牛耕变革、有新兴作物支撑的庞大自耕农，作为政治稳定的基石，和主要兵员依靠。
    是有将近两万人的庞大的“官营”手工业和矿业为经济支柱，利用技术领先的优势吸九州之血。
    是有一支有着死不旋踵以利天下之心的、守纪律、有文化、有组织的庞大执政团体。
    以及简易纸币、布币完成货币替换、依靠民众募股新兴了不少手工业作坊的政权绑定模式。
    这是一头饕餮怪兽。利天下是墨者的事，而这头怪兽就是要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改造这个世界，以获取更多的利益。
    这头饕餮很有意思，他要吃的更多，就必须要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改造世界才能吃的更多。世界的改变与进步，不过是为了利它之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