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族们这些年施加在民众身上的、因为距离泗上太近的对比所产生的怨气，随着墨家发动的舆论宣传，竟然逐渐扫去了费国都城内的阴霾，露出了一片仿佛是朝阳将升、黑夜散去的希望。
    适既然少有的没有用利益分析去说这次变革的可能与不可能；也没有说明白这一次墨家提出的“利民”的建议对贵族而言到底有多么苛刻绝不可能接受，徐弱等人在费国都城的宣传，便统一成了一种口径。
    一种“理性分析下，可以得出必然会变革”的结论，但这个理性的基础，却是一种历史唯心的推测，这种奇怪的糅合，变为都城的费人带来的许多的希望。
    聚集的地方，墨家引导着民众的心情，没有传唱《硕鼠》、《乐土》等一些明显的“反”歌，而是传唱一些颇有改良意味的《五子之歌》。
    正是“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图。予临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为人上者，奈何不敬？”
    这是一首劝诫君主的歌，并非是墨家篡改或是制作的，而是源于《夏书》。
    说的是昔年太康尸位，以逸豫灭厥德，黎民咸贰，乃盘游无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穷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従，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墨家看重的是“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这八个字。
    而徐弱等人又在宣扬“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这句话本该是几十年后出生的荀子说的，但适既然已经抄袭过劝学篇，这番话自然也早超过。
    不管是《五子之歌》还是君舟民水，从“理性”的推断来看，君主应该实行善政仁政，防止被民众推翻才对。
    可是古往今来，君主却鲜有实行仁政善政的，被民众推翻这样的事早在春秋时期就常常出现，弑君或逼君出国这样的事屡见不鲜。
    究其根源，就在于缺乏了一根“利益”的分析，这是墨家擅长的，但是这一次却故意回避这个问题，而是用这些说法来做理性的推论。
    于是民众听来，怎么看君主都会变革，不会有不变革的可能。毕竟，自己是水，君主是舟，若舟不想翻覆，就该让水平稳才对。
    这只要不是傻子按说都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问题在于舟为何是舟？舟之上又坐着谁？坐在舟上的人需要什么样的水？
    这些根源的问题，暂时被舆论所忽视，造成了一种假象：舟之上的人，理所当然是应该利于水的人。
    铺天盖地的宣传之下，这件还未发生的事，似乎已经提前预定的结果。
    在都城的民众看来，孟胜一来，经过劝说，国君必然改革，这已经是理性上板上钉钉的事情了，无可更改的。
    孟胜还有大约半个多月才能到达，所以现如今的苦日子也就只用再熬半个多月。
    民众们均想，等到孟胜一到，自己就能过上和泗上一样的日子。
    墨家没说变革是否能够成功，但却一直在解释变革的种种条款对民众带来的利益。
    由是似乎赶走了曾经的阴霾，露出了晴朗的天空，民众在热切的期盼着，就像是久旱逢甘霖。
    …………
    都城之外的道路上，孟胜等墨家的高规格的使节团正缓缓朝着费国移动。
    车中，孟胜正在回忆之前的墨家高层会议上的种种安排。
    自己出使费国的背后，不仅仅是仅仅一个泗上的活动，而是墨家在天下各处的势力在全力配合，力求让各国不能够团结一致地干涉。
    为了做到这一点，墨家在天下各国的势力都接受到了不同的指令，用强悍的组织能力，在天下范围之内同义同心地策动此事。
    在胡非子北上赵国后不久，又有一支墨家的队伍出发前往邯郸，他们要在那里为魏韩齐三国干涉赵国继承问题做好守卫邯郸的准备。
    这不是为了公子章，而是为了将魏韩齐拖入一场三晋内乱的大战之中，让魏韩齐无心干涉泗上的事，这正是围魏救赵之计策的一种翻版。
    三晋表里山河，赵国若反魏，魏国就会面临四面受敌的情况。
    即便泗上富庶，魏人早已眼热，但三晋不平，赵地起火，泗上就稳如泰山。
    为了配合此次赵国继承权之乱，墨家的宣义部全面开动，将吴起入秦、秦人变革等事，大力宣传，都是在给魏国造成一个无声的压力。
    且不说此时各国君主之间沟通不畅，墨家以无心算有心，便就算是沟通得力，各国之间尔虞我诈……
    秦国就算写了血书说，吴起入秦、秦地变革对于西河并无妄想，魏侯会信吗？
    秦国就算指天盟誓，说不会干涉魏赵之间的三晋内战，不会和同姓的赵国联盟，魏国会信吗？
    魏国不能信，也不敢信，赵国的事若不解决，魏人就有背后起火之忧，这是魏侯不敢赌的一件事。
    而墨家的宣义部，则将这件事的严重性分析的淋漓尽致，由不得魏国不去考虑赵国更换君主之后的政策，是否会对自己有利。
    除了利用三晋内部的矛盾，三晋外部的第一强敌楚国，墨家也开始全力活动，以配合这一次墨家在泗上的种种变革。
    十余年前大梁榆关一战后，楚国分裂，王子定入陈，自号楚王，楚国分裂。
    因为陈、项等地毗邻宋国，原本适只是利用大梁榆关之间坑了楚王，让楚国和墨家的关系更为亲密：楚国需要墨家前者陈、项等地，尤其是大梁榆关丢失之后楚国内乱、外患不止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晋越同盟已有几十年，墨家趁着楚国内乱外患、分裂陈楚的时机击溃了越国，也让楚国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内部变革和南阳、郑国方向。
    正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楚国在东线的收缩，换来了在南阳、郑国方向尚有余力偶尔干涉一下郑国内政的力量。
    潡水一战后，楚王派使者前往泗上，请求墨家助楚变革，与之前墨家主动求楚国变革不同，这一次是楚王的位子岌岌可危的情况之下主动找的墨家，种种变革也用一种极为激烈的方式进行着。
    削封君、造矛盾，这看起来有利于楚国的集权，实际上却是有利于楚国的内乱更加眼中。
    墨家在楚国帮助楚王进行的变革，已经逼的一些楚臣叛逃，但是在鄢郢和郢都的新军已经建立，楚王的力量日趋增加，堪堪能够压住那些贵族。
    墨家不相信楚王，也明白楚王只是借刀杀人，借墨家这柄刀来杀那些分权的贵族。
    但是一样，墨家也在暗暗坑着楚王，现在楚国王权和贵族之间的矛盾已经到了极限，远不到卸磨杀驴的时候，而且楚王一旦身故，楚国的一场内乱已经不可避免，现在只是一种诡异的平衡。
    墨家在借贵族的力量，来防止楚王太早地反动驱逐墨家。
    而同样，墨家在楚国的一些变革、编练新军等政策，也为楚王带来了一定的利益。
    借助长江的运输，以及“使封君子孙三世而收爵禄”和“实边塞之地”的政策，楚国如今已有洞庭、苍梧。
    最远的楚国边关，已经到达的后世的广东，并且建立了“厉门塞”、“临武城”等一系列有殖民色彩的城邑，配合墨家的“朝蛮夷百越传播文明为利天下”的解释，借助商人在百越之地往来贩卖以获利的动力，武器技术和文化的代差优势，使得临武城与厉门塞成为了楚国在南方的重要城市。
    而墨家在越国那边的活动，利用和商人合作倾销纺织品、铁器，种植甘蔗、贩卖南方香料等活动，也已经沿着海岸线在珠江口建立了一个殖民城邑，并且利用水路与楚国的厉门塞建立的联系。
    几百个冒险者就能在河口建立据点，依靠星堡和大炮火枪就能阻挡百越原始部落的攻击，同时展开贸易，开始了对南方的开拓，并且利用热带的香料开始获利，引来了更多的商人往来和想要发上一笔的义师退伍的士卒冒险者。
    这种情况下，楚王每年获得的商税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对于扩充边塞的政策也就更加支持，一些处在宗法制边缘的弱势贵族，也愿意主动去边塞地谋求一个实利。
    而现在，楚王也终于要对陈地下手。
    陈、项等地的事，不只是楚国的内政，实际上就是晋楚争霸的一种延续。
    没有魏韩的支持，王子定根本不能支撑。王子定的存在，是因为魏国之前十余年的睥睨天下咄咄逼人和吴起在大梁榆关的那场大胜。
    现在，墨家将三晋可能的混乱告诉了楚王，也支持楚王对陈、项的吞并统一。
    双反各有目的。
    楚王是真心的想夺回那些叛逃的楚国城邑，杀死自己的弟弟或者让弟弟臣服，从而彻底摆脱晋楚争霸这几十年楚国最大的泥潭溃败，从而增加威望，继续改革。
    适……则是希望楚国对陈、项动手，从而引发新一轮的魏楚之争，让魏国更加无力染指泗上。若想染指泗上，卫国需要控制在手成为附庸、陈项需要在王子定手中与魏做小，更需要一个稳定的三晋内部环境，以及秦国对于西河暂时无力争夺，齐国与魏结为同盟迫于伐最之战墨家干涉之后齐国无法越国鲁国谋求泗上的局面。
    而适，则是从四面八方瓦解这个局面，让魏国的每一个方向都面临着威胁。
    伐最之战与潡水之战，让齐无力南下得泗，魏齐矛盾减少，但却用一个齐国方向的压力，换取了秦、楚、赵三个方向对魏施压，终究还是有得赚。
    现在，楚王已经准备发兵取陈；邯郸中牟内乱在即；秦国变革蓄势待发，这才有了这一次孟胜的费国之行，也才有了墨家在彭城举行的旷日许久不知道会得出什么惊人消息的泗上同义之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