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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章 先发制人(下)

      这些话,正是菏泽会盟之后他从别处调回泗上再学习的时候适讲的。
    因为这涉及到整个天下在其余诸侯国墨者的活动的纲领。
    就像是当初许多宣义部的人回到泗上,重新学习,以应对新时代的宣扬一样,这些秘密墨者在各国的活动也随着禽滑厘重病去世、适上位为巨子之后改变了纲领。
    以往是“聚天下之材、引入泗上”,因为那时候能够识字的士人是天下革新的重要力量,泗上需要人才,需要大量的人才。
    四年前适上位之后,泗上的教育体系、军事体系已经完善,每年都可以培养足够的人才,识字人口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积累了极多。
    真正有志于天下芬的士人基本都来了泗上,剩余的最多也就是一些感性的同情者:他们同情底层民众的困苦,但却对泗上的暴力手段有些不安和反对。
    这样的人,当个朋友也就罢了,想要吸引他们真正按照泗上的手段利天下,太难。
    况且本地的人才已经足够,最多也就是给天下别处的士人留下一条通道,实际上并不指望他们作为利天下的主力。
    这从四年前泗上大会之后墨家的高层人员构成就能够看出来。
    二十多年前商丘改组的时候,适这样的真正平民没有几个,墨翟之下,禽滑厘是和田子方段干木等人齐名的人才;孟胜等人那是楚国封君亦师亦友的朋友;公造冶公造铸那也至少都是士人,而且祖上也算是铸;屈将是楚国屈氏旁支;胡非子是田氏亲族……
    四年前泗上的内部斗争,实际上是泗上本地人的斗争,是利天下派和泗上非攻立国派的斗争,只不过那时候适立足不稳,所以需要原本墨子收拢的天下之才的老人们的帮助。
    等到坐稳之后,墨家的高层大半数之上都是本地人,而且当年投入巨大的教育体系终于到二十年后回报的时候,源源不断的识字人口使得墨家不再迫切地需要外部的士人。
    大量的经过教育的平民阶层开始崛起,庶农工商出身的年轻墨者开始成为泗上的基干支柱力量,这时候对于外部各国士人的态度也就发生了转变。
    五年前是……有利天下之心,就说服他们去往泗上,因为那时候缺干部。
    现在则是……有同情心,就和他们交好,但是让他们留在本地,除非是那些掌握着历史、天文、数学等等知识的人才需要想办法弄到泗上。
    五年前再往前,是泗上不强,则天下墨者不安,所以要先充实泗上的力量。
    现在则是,泗上已经很强,需要的更多的有同情心的士人低阶贵族留在本地,做将来的带路党。
    像是西门彘和甘德,就是这种政策改变前后的例子。
    如果是现在,西门彘这样的年轻人一般都会选择灌输一些利天下的大义,但却会让他们留在本地,而不是让他们前往泗上;甘德则属于是掌握着足够的天文学知识,所以可以不惜代价地将他送到泗上。
    虽然纲领已经在四年前发生了改变,虽然大多数墨者都接受了重新学习,可是思维的转变有个过程。
    许多人还处在之前那种“义在墨、曲在旧贵、天下士人同情以引士人入墨”的思维模式下并未转变过来。
    这也就是之前有人说“其曲在我”为弊的缘由。
    在商丘的秘密墨者的负责人四年前在泗上,听适讲过这些东西,他记得当时还用了杨朱之学和墨家摒弃前嫌的合作做了解释。
    说是杨朱之学的问题,不在于不能够使得天下大利,而在于不能用于现在,想要成事太过漫长。
    因为不取他人之物、私有财产不可侵犯、自由、为我这些东西,发展到极致,是可以利天下的,而他们利天下的方式,就是城邑极度发展,有足够的“有自己的财产且不希望被别人侵犯”的人,自发举事,城邑暴动,整个天下如同夜晚星辰一样四处都有光芒,从而才能利天下。
    可希望不取他人之物、他人也不取自己之物的前提,是自己得有。可现在来看,利天下的主要可以借用的力量,恰恰是一群没资格谈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人。
    这就是墨家可以和杨朱摒弃前嫌,但却绝对不可能利用杨朱之学来利天下的缘故。
    那些对于底层同情的士人,也是一样。
    他们有自己的东西,他们不敢去破坏整个天下,因为他们害怕这样的火焰会烧到自己。
    他们更多信奉的,是杨朱之学,为我、贵己、重生、节欲。
    这样的人,有恻隐之心,但却难以成事,至少现在难以成事。
    墨家的道义,对他们而言并不好,可是……都靠对手的衬托,两害相权取其轻,相较于君主和贵族,这些人反而更靠近墨家一些。
    他们可以做朋友,但是改造他们的力气,不如从泗上自小培养一些底层出身的年轻人,性价比更高。
    所以只要让他们做朋友就可以了,势弱的时候自然需要他们的同情,但强盛的时候,难不成他们觉得重分土地过于残酷而反对就要听他们的吗?
    至于真正底层的民众……他们需要的选择是支持还是反对,同情这种情愫对于他们现在而言是一种奢侈。
    说到同情,其曲在我还是其曲在贵族,总要有个主体,谁同情?
    他们是民众,但又不是民众的全部。
    谁支持、谁反对、谁同情、谁可以一起走、谁可以是同心同德的同志、谁是不可调和的敌人,这是要分清楚的。
    所以“其曲在我”的问题,就可以更为透彻地看作是:失去了一部分士人阶层的同情,但却得到了数万乃至数十万宋国底层民众的支持,是利?是弊?
    更为深刻一点想,其实还是在于一个需求,二十年前识字人口太少,一个识字有很强学习基础的士人,其实价值胜于百余名乃至千余名最底层的民众。
    而现在……随他们同情与否,只要不是仇恨就行,泗上的体系已经稳固,需要的是人口、财富、市场,识字人口充足,那些人的价值也就下降了。
    引颈就戮、等着贵族举起屠刀再反击,固然能换取天下那些有恻隐之心的士人的眼泪,但这几滴眼泪现在是否还重要?
    二十年前的墨家,和现在泗上的墨家并不是一个墨家。
    从道义、人员阶层组织再到代言的阶层,都已经被彻底修正了。
    他在来商丘之前,对纲领的转变认识深刻,所以才可以成为宋国地区秘密墨者活动的第一顺位的负责人。
    所以他很清楚,对于此时的墨家而言,一个数十万人口膏腴之土的市场和劳动力的价值,胜过整个天下有恻隐之心的士人的同情。
    四年前他们还有机会成为同志,但现在注定了他们只能是朋友,他们的态度已经不是很重要了。
    负责人又想,既然这些底层士人的态度不算重要了,那么贵族和君主的态度就更不需要考虑了。
    宋国无乱,只要墨家的道义不改,君主和大贵族对于墨家始终不会和平相处。
    墨家是否先发制人,不会改变各国君主的态度。
    之前那个说要先发制人的墨者说的没错,如今各国对于墨家的态度,不是源于墨家的利天下之心,而是源于五年前的中原大战,以及菏泽会盟时候咄咄逼人地枪决齐公子午的举动。
    列国相争的背景之下,墨家整日骂秦国胜绰等人的义是叛了子墨子之义;痛斥秦国的变革那是不可持久而有害天下的,可是这边一边骂着,秦国和墨家之间一边眉来眼去,时不时默契地从东西两面恶心恶心魏国。
    各国诸侯对于墨家的警觉,早就存在,而且四年前就已经明白大战不可避免,但是真正撕破脸要考虑的后果太多。
    秦国是在内部最有资格撕破脸的,可因为地缘的缘故,秦国才不会撕破脸,还巴不得泗上更加强势威压魏韩楚。
    齐国是最想最想撕破脸的,可却没资格,四年前的会盟和约中明确规定,齐国加入任何盟约就视为“害天下”,泗上会直接插入临淄,在泗水方向抗住各国干涉军一年的实力还是有的,可临淄却挡不住莒城方向的猛攻。
    条约中明确规定,哪怕是齐国和燕国结盟,也视为有害天下之心,只要结盟会盟就要挨打。而且沂蒙山尽失,长城东南线被墨家占据,无险可守,齐国的局面比五年前还要凶险——一大堆战争中被俘的贵族、齐西南地区被土改不准变动的土地,都让齐国内部不稳定。
    魏国倒是想撕破脸,可就怕他当出头鸟撕破脸,那边中山、赵、秦、楚等国立刻和泗上尽释前嫌……
    这些东西,都是这些高层墨者学习过的,听过泗上那些墨家的核心人物讲过的,因为这时候通讯不便,那些分派到各地的墨者的负责人都必须要熟知天下局势,有纲领指引,以便做出准确的判断。
    现在商丘的局面,是皇父钺翎准备自己点一把火,让整个宋国燃烧起来,不受控制,逼着各国诸侯尽释前嫌,防止平等尚贤封田国人共政的火焰烧到他们的头上。
    所以现在要做的,是要把这场大火,伪装为一场炊烟,哪怕各国都不相信,但至少样子是要做一做的。
    既然皇父钺翎想要点火,墨家这边要做的,就是带人灭火。
    等火烧起来再灭,便难。
    既是这样,不如先动手,先把要点火的人弄死。
    毕竟,皇父钺翎只是询政院令尹,宋国真正的国君,是那个吉祥物宋公。
    只不过许多人都把他忘了而已。
    只要能够先发制人攻入宫室,逼问宋公为何要造反、为何要支持皇父钺翎乱政……在火枪的枪口下,想来宋公定会痛斥皇父一族乱政。
    都是做吉祥物,在皇父一族那里做,和在戴氏一族那里做,又有什么不同?若是不想做,费、缯、薛等地的侯爵故事,宋公想必也该听过。
    权衡再三,负责人终于道:“我支持先发制人。但必须要做到三点。”
    “其一,起事,与戴氏一同直扑宫室,控制宋公,由他出面怒斥皇父一族,派出使者,表示这是宋国内政,此事涉及到和墨家的非攻盟约,一旦有他国入宋,即视为对墨家宣战。”
    “其二,击杀或者赶走皇父一族,全城戒严,组织民众,分发武器。”
    “其三,派人通知泗上的同时,建议中央的态度要强硬,作出总动员的态势,使得宋国继续中立成为一种各国都能接受的选择。”
    “如有可能……直接出兵,越快平定宋国的局势越好。不要给魏楚任何的反应时间,在他们作出行动之前,宋国已经安定,那么他们出兵的可能性就越小。越拖,越促使他们可能出兵。”
    “越要打,他们越不敢打;越不敢打,他们反而越想打。做的样子越可怖,我们在各诸侯城邑里的同志越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