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话，正是菏泽会盟之后他从别处调回泗上再学习的时候适讲的。
    因为这涉及到整个天下在其余诸侯国墨者的活动的纲领。
    就像是当初许多宣义部的人回到泗上，重新学习，以应对新时代的宣扬一样，这些秘密墨者在各国的活动也随着禽滑厘重病去世、适上位为巨子之后改变了纲领。
    以往是“聚天下之材、引入泗上”，因为那时候能够识字的士人是天下革新的重要力量，泗上需要人才，需要大量的人才。
    四年前适上位之后，泗上的教育体系、军事体系已经完善，每年都可以培养足够的人才，识字人口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积累了极多。
    真正有志于天下芬的士人基本都来了泗上，剩余的最多也就是一些感性的同情者：他们同情底层民众的困苦，但却对泗上的暴力手段有些不安和反对。
    这样的人，当个朋友也就罢了，想要吸引他们真正按照泗上的手段利天下，太难。
    况且本地的人才已经足够，最多也就是给天下别处的士人留下一条通道，实际上并不指望他们作为利天下的主力。
    这从四年前泗上大会之后墨家的高层人员构成就能够看出来。
    二十多年前商丘改组的时候，适这样的真正平民没有几个，墨翟之下，禽滑厘是和田子方段干木等人齐名的人才；孟胜等人那是楚国封君亦师亦友的朋友；公造冶公造铸那也至少都是士人，而且祖上也算是铸；屈将是楚国屈氏旁支；胡非子是田氏亲族……
    四年前泗上的内部斗争，实际上是泗上本地人的斗争，是利天下派和泗上非攻立国派的斗争，只不过那时候适立足不稳，所以需要原本墨子收拢的天下之才的老人们的帮助。
    等到坐稳之后，墨家的高层大半数之上都是本地人，而且当年投入巨大的教育体系终于到二十年后回报的时候，源源不断的识字人口使得墨家不再迫切地需要外部的士人。
    大量的经过教育的平民阶层开始崛起，庶农工商出身的年轻墨者开始成为泗上的基干支柱力量，这时候对于外部各国士人的态度也就发生了转变。
    五年前是……有利天下之心，就说服他们去往泗上，因为那时候缺干部。
    现在则是……有同情心，就和他们交好，但是让他们留在本地，除非是那些掌握着历史、天文、数学等等知识的人才需要想办法弄到泗上。
    五年前再往前，是泗上不强，则天下墨者不安，所以要先充实泗上的力量。
    现在则是，泗上已经很强，需要的更多的有同情心的士人低阶贵族留在本地，做将来的带路党。
    像是西门彘和甘德，就是这种政策改变前后的例子。
    如果是现在，西门彘这样的年轻人一般都会选择灌输一些利天下的大义，但却会让他们留在本地，而不是让他们前往泗上；甘德则属于是掌握着足够的天文学知识，所以可以不惜代价地将他送到泗上。
    虽然纲领已经在四年前发生了改变，虽然大多数墨者都接受了重新学习，可是思维的转变有个过程。
    许多人还处在之前那种“义在墨、曲在旧贵、天下士人同情以引士人入墨”的思维模式下并未转变过来。
    这也就是之前有人说“其曲在我”为弊的缘由。
    在商丘的秘密墨者的负责人四年前在泗上，听适讲过这些东西，他记得当时还用了杨朱之学和墨家摒弃前嫌的合作做了解释。
    说是杨朱之学的问题，不在于不能够使得天下大利，而在于不能用于现在，想要成事太过漫长。
    因为不取他人之物、私有财产不可侵犯、自由、为我这些东西，发展到极致，是可以利天下的，而他们利天下的方式，就是城邑极度发展，有足够的“有自己的财产且不希望被别人侵犯”的人，自发举事，城邑暴动，整个天下如同夜晚星辰一样四处都有光芒，从而才能利天下。
    可希望不取他人之物、他人也不取自己之物的前提，是自己得有。可现在来看，利天下的主要可以借用的力量，恰恰是一群没资格谈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人。
    这就是墨家可以和杨朱摒弃前嫌，但却绝对不可能利用杨朱之学来利天下的缘故。
    那些对于底层同情的士人，也是一样。
    他们有自己的东西，他们不敢去破坏整个天下，因为他们害怕这样的火焰会烧到自己。
    他们更多信奉的，是杨朱之学，为我、贵己、重生、节欲。
    这样的人，有恻隐之心，但却难以成事，至少现在难以成事。
    墨家的道义，对他们而言并不好，可是……都靠对手的衬托，两害相权取其轻，相较于君主和贵族，这些人反而更靠近墨家一些。
    他们可以做朋友，但是改造他们的力气，不如从泗上自小培养一些底层出身的年轻人，性价比更高。
    所以只要让他们做朋友就可以了，势弱的时候自然需要他们的同情，但强盛的时候，难不成他们觉得重分土地过于残酷而反对就要听他们的吗？
    至于真正底层的民众……他们需要的选择是支持还是反对，同情这种情愫对于他们现在而言是一种奢侈。
    说到同情，其曲在我还是其曲在贵族，总要有个主体，谁同情？
    他们是民众，但又不是民众的全部。
    谁支持、谁反对、谁同情、谁可以一起走、谁可以是同心同德的同志、谁是不可调和的敌人，这是要分清楚的。
    所以“其曲在我”的问题，就可以更为透彻地看作是：失去了一部分士人阶层的同情，但却得到了数万乃至数十万宋国底层民众的支持，是利？是弊？
    更为深刻一点想，其实还是在于一个需求，二十年前识字人口太少，一个识字有很强学习基础的士人，其实价值胜于百余名乃至千余名最底层的民众。
    而现在……随他们同情与否，只要不是仇恨就行，泗上的体系已经稳固，需要的是人口、财富、市场，识字人口充足，那些人的价值也就下降了。
    引颈就戮、等着贵族举起屠刀再反击，固然能换取天下那些有恻隐之心的士人的眼泪，但这几滴眼泪现在是否还重要？
    二十年前的墨家，和现在泗上的墨家并不是一个墨家。
    从道义、人员阶层组织再到代言的阶层，都已经被彻底修正了。
    他在来商丘之前，对纲领的转变认识深刻，所以才可以成为宋国地区秘密墨者活动的第一顺位的负责人。
    所以他很清楚，对于此时的墨家而言，一个数十万人口膏腴之土的市场和劳动力的价值，胜过整个天下有恻隐之心的士人的同情。
    四年前他们还有机会成为同志，但现在注定了他们只能是朋友，他们的态度已经不是很重要了。
    负责人又想，既然这些底层士人的态度不算重要了，那么贵族和君主的态度就更不需要考虑了。
    宋国无乱，只要墨家的道义不改，君主和大贵族对于墨家始终不会和平相处。
    墨家是否先发制人，不会改变各国君主的态度。
    之前那个说要先发制人的墨者说的没错，如今各国对于墨家的态度，不是源于墨家的利天下之心，而是源于五年前的中原大战，以及菏泽会盟时候咄咄逼人地枪决齐公子午的举动。
    列国相争的背景之下，墨家整日骂秦国胜绰等人的义是叛了子墨子之义；痛斥秦国的变革那是不可持久而有害天下的，可是这边一边骂着，秦国和墨家之间一边眉来眼去，时不时默契地从东西两面恶心恶心魏国。
    各国诸侯对于墨家的警觉，早就存在，而且四年前就已经明白大战不可避免，但是真正撕破脸要考虑的后果太多。
    秦国是在内部最有资格撕破脸的，可因为地缘的缘故，秦国才不会撕破脸，还巴不得泗上更加强势威压魏韩楚。
    齐国是最想最想撕破脸的，可却没资格，四年前的会盟和约中明确规定，齐国加入任何盟约就视为“害天下”，泗上会直接插入临淄，在泗水方向抗住各国干涉军一年的实力还是有的，可临淄却挡不住莒城方向的猛攻。
    条约中明确规定，哪怕是齐国和燕国结盟，也视为有害天下之心，只要结盟会盟就要挨打。而且沂蒙山尽失，长城东南线被墨家占据，无险可守，齐国的局面比五年前还要凶险——一大堆战争中被俘的贵族、齐西南地区被土改不准变动的土地，都让齐国内部不稳定。
    魏国倒是想撕破脸，可就怕他当出头鸟撕破脸，那边中山、赵、秦、楚等国立刻和泗上尽释前嫌……
    这些东西，都是这些高层墨者学习过的，听过泗上那些墨家的核心人物讲过的，因为这时候通讯不便，那些分派到各地的墨者的负责人都必须要熟知天下局势，有纲领指引，以便做出准确的判断。
    现在商丘的局面，是皇父钺翎准备自己点一把火，让整个宋国燃烧起来，不受控制，逼着各国诸侯尽释前嫌，防止平等尚贤封田国人共政的火焰烧到他们的头上。
    所以现在要做的，是要把这场大火，伪装为一场炊烟，哪怕各国都不相信，但至少样子是要做一做的。
    既然皇父钺翎想要点火，墨家这边要做的，就是带人灭火。
    等火烧起来再灭，便难。
    既是这样，不如先动手，先把要点火的人弄死。
    毕竟，皇父钺翎只是询政院令尹，宋国真正的国君，是那个吉祥物宋公。
    只不过许多人都把他忘了而已。
    只要能够先发制人攻入宫室，逼问宋公为何要造反、为何要支持皇父钺翎乱政……在火枪的枪口下，想来宋公定会痛斥皇父一族乱政。
    都是做吉祥物，在皇父一族那里做，和在戴氏一族那里做，又有什么不同？若是不想做，费、缯、薛等地的侯爵故事，宋公想必也该听过。
    权衡再三，负责人终于道：“我支持先发制人。但必须要做到三点。”
    “其一，起事，与戴氏一同直扑宫室，控制宋公，由他出面怒斥皇父一族，派出使者，表示这是宋国内政，此事涉及到和墨家的非攻盟约，一旦有他国入宋，即视为对墨家宣战。”
    “其二，击杀或者赶走皇父一族，全城戒严，组织民众，分发武器。”
    “其三，派人通知泗上的同时，建议中央的态度要强硬，作出总动员的态势，使得宋国继续中立成为一种各国都能接受的选择。”
    “如有可能……直接出兵，越快平定宋国的局势越好。不要给魏楚任何的反应时间，在他们作出行动之前，宋国已经安定，那么他们出兵的可能性就越小。越拖，越促使他们可能出兵。”
    “越要打，他们越不敢打；越不敢打，他们反而越想打。做的样子越可怖，我们在各诸侯城邑里的同志越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