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有一事，”安懋从旁拿过一本折子，“上邶州刺史罗蒙正两天前给朕写了封折子，说上邶州经略使谋反一事多系他人诬陷，起因是上邶州征役艰难，乃至地方官员不得不转卖投献土地以清查人口，此举引起乡间胥吏的不满，才导致今日情形。对此说法，”安懋看向文一沾的目光中带有些许探究，“文卿如何以为？”
    文一沾微笑道，“臣不敢说。”
    安懋笑着反问道，“有何不敢？”
    文一沾道，“此奏章中，上邶州刺史提及征役、投献、胥吏等地方事，臣从未担任地方官，又从未与上邶州官员有过往来，如何能信口置评地方治事？”文一沾顿了顿，笑着补充道，“臣蒙恩任此案制勘官，力所能评，不过上邶州经略使有无谋反事实，除此之外，臣皆不敢随意议论。”
    安懋笑道，“文卿通权达变，哪里是‘不敢’，是‘识时务’而已。”安懋一边说，一边翻开面前的折子，“不过罗蒙正所言，也有一定的缘故。盛德宗时，朕尝于蒲州任地方官，蒲州与元昊相邻，当地百姓笃信佛教者众多，乡间竟因有俗语曰‘打杀乡胥手，胜斋一千僧’。因此，朕心里清楚，地方胥吏为非作歹，凌官欺民者比比皆是，罗蒙正所言，并非空穴来风。”
    安懋垂着眼，似乎是在看折子上的字，“朕登基之初，亦想整顿吏治，还乡间百姓一个清明世界，但至光启二年时，朕发现，”安懋抬起眼，“朕其实不比德宗英明，德宗无能为力的事，朕亦是束手无策。”他看向文一沾，“文卿从琅州地方上来，又是士大夫，可知朕为何所恼？”
    文一沾微笑道，“圣上是为‘稳定’所困，为‘维稳’所恼。昔年大秦强盛而亡，正是因为秦始皇以‘国法’直控乡间所致，大秦乡间唯法独尊，百姓却困于‘暴政’而不得脱。陈隐王起义，正是一次胥吏阶级对中央集权的反扑，圣上如今所苦，是自汉以来千百年之吏治痼疾，圣上无须为此耿耿于怀。”
    安懋道，“正是此理，”他对文一沾笑道，“文卿似乎很懂‘维稳’之道。”
    文一沾低了低头，“臣不懂‘维稳’，但臣明白‘稳定第一’的道理。”
    安懋道，“是啊，”他复垂下眼，去看手上的那份折子，“从古至今，能称作‘皇帝’的，也只有秦始皇了。汉高祖倜傥疏达，奋剑而取天下，昔年率军入关中时，于吏治事上，也不过‘约法三章’而已。”
    “自是之后，君主之权皆有分寄，西汉与宰相、外戚共天下；东汉与宦官、名士共天下；大唐与后妃、藩镇共天下；大宋与富民、士大夫共天下，而我朝，”安懋抬眼，看向文一沾，“我朝又与何人共天下？”
    文一沾道，“本朝与胥吏共天下。”
    安懋慢慢合起了罗蒙正的折子，对文一沾笑道，“文卿答得好。”
    文一沾倾了倾身，“臣不该答。”
    安懋问道，“为何不该？”
    文一沾道，“臣现下虽为士大夫，可于琅州家中时，亦是圣上‘寄权’之受利者，故而，臣不该答圣上此问。”
    安懋笑了起来，“文卿是该避嫌，不过朕此番召你前来，也正是此缘故，文卿不必再避嫌。”安懋说着，伸手点了点罗蒙正折子的封皮，“朕是疑惑，这让地方官转卖投献土地的主意……究竟是何人所出？”
    文一沾道，“圣上不妨直接询问罗刺史。”
    安懋淡笑着摇了摇头，“罗蒙正在这封折子里语焉不详，便是想把此事推到那纪鹏飞头上，朕此刻就是立即遣人去上邶州查了，得到的也是这个结果，又何必多费一份力呢？”他似笑非笑道，“他们总是不记得，朕是个做过地方官的皇帝。”
    文一沾道，“圣上既不信罗刺史，臣处定襄，却也不知上邶州情形，恐怕无法为圣上分忧。”
    安懋道，“你是不知道，但，”安懋加重了语气，“那纪鹏飞知道。”
    文一沾一怔，就听安懋继续道，“朕觉得，那纪鹏飞知道，但有人不想让他说出来。”他看向文一沾，目光灼灼，“这便是文卿此次担任制勘官的另一重任，朕想知道，究竟是谁出了这个转卖投献土地的主意。”
    文一沾立刻应了下来，随即又道，“既然有人不想让那纪鹏飞说出来，圣上务必得小心……”
    安懋打断道，“无妨，朕未宣判前，那纪鹏飞必定性命无虞。”他笑了一下，不冷不热道，“文卿，朕实在是好奇此人面目，此人手段之凌厉狠辣，甚至远胜朕昔年为宰执之时，朕想知道，此人究竟为何人所用？”
    文一沾应声道，“臣谨遵圣命。”
    安懋道，“甚好。朝廷去邪与疆场除寇无以异也，望卿不负朕命矣。”他顿了顿，又着重补充道，“另外，‘稳定第一’，望卿谨记。”
    文一沾道，“臣明白，胥吏虽顽劣，但不过是求财索贿而已，万不至于通敌卖国。”
    安懋道，“不错。其实，朕心里清楚，”安懋说着，轻轻拍了拍罗蒙正的折子，“胥吏之佼佼者中，也有不少可取之材。昔年赵普习吏事，寡学术，却能辅佐宋太祖谋以定国，乃至三度拜相，眷蒙两朝，宋太宗尝手诏其云‘开国旧勋，惟卿一人，不同他等’，可见其宠遇之深。但自宋太宗伊始，便严禁胥吏应举，以俗吏冒进窃取士名为祸之端也。”安懋笑着问道，“文卿可知，宋太宗为何颁此策？”
    文一沾道，“臣以为，宋太宗因以晚唐‘安史之乱’为鉴，故而严禁胥吏入取科名。昔年牛贞简公以朔方节度使之职入朝为相，张文献公劝谏无果，藩镇将领始涉中央政权。李晋公逝后，杨国忠无力抗衡藩镇势力，终致安禄山兵变，晚唐‘牛李党争’亦自其端。故而，宋太宗对胥吏阶层再三打压，严加防范，形成有宋一朝儒、吏分流的政治格局。”
    安懋道，“是啊，昔年唐玄宗不纳张九龄忠言，以为张九龄因出身讥讽牛仙客为刻薄，最终导致盛唐凋零。如今朕登大位，亦须以唐、宋故事为鉴，”安懋拿起罗蒙正的折子，朝文一沾扬了扬，“这孰轻孰重，文卿要把握得当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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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名公书判清明集》俗语云“打杀乡胥手，胜斋一千僧”。推司枉法受财，出入生死，其为害何止如乡胥而已，配两推吏，胜似斋一万僧，何必缁黄设醮设斛，方可请福。
    2《史记》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馀悉除去秦法。诸吏人皆案堵如故。凡吾所以来，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无恐！且吾所以还军霸上，待诸侯至而定约束耳。”乃使人与秦吏行县乡邑，告谕之。
    3赵普确实是胥吏出身，书读得不多的，《宋史》之《赵普传》第一句话就是“普少习吏事，寡学术，及为相，太祖常劝以读书，晚年手不释卷”
    《宋史》冬，被疾请告，车驾屡幸其第省之，赐予加等。普遂称疾笃，三上表求致仕，上勉从之，以普为西京留守、河南尹，依前守太保兼中书令。普三表恳让。赐手诏曰“开国旧勋，惟卿一人，不同他等，无至固让，俟首涂有日，当就第与卿为别。“普捧诏涕泣，因力疾请对，赐坐移晷，颇言及国家事，上嘉纳之。
    4宋太宗禁止胥吏应考科举是官、吏分流的开端，同时禁止宗室与胥吏通婚，甚至胥吏已经出职为官也不可以。
    端拱二年，宋太宗亲自主持科举考试，有一个中书守当官考中了，宋太宗得知他是胥吏出身之后，立刻夺了他的敕牒，让他回原职就任，还对近臣说，科举是士流，这种“走吏”怎么能“窃取科名”。
    《文献通考》卷三十五上亲试举人，有中书守当官陈贻庆举《周易》学究及第。上知之，令追夺所受敕牒，释其罪，勒归本局。因谓侍臣曰“科级之设，待士流也，岂容走吏冒进，窃取科名！”
    乃诏自今中书、枢密、宣徽、学士院，京百司，诸州系职人吏，不得离局应举。
    5其实胥吏这个阶级，在唐朝的时候，政治地位就已经很低了。
    牛仙客入朝当宰相的时候，张九龄是力劝唐玄宗不能加封，甚至说“牛仙客本来河湟胥吏，现在突然成了高官，都让朝廷蒙羞”，唐玄宗就说“你嫌牛仙客出身微寒，难道你就是什么名门出身吗？”。
    结果唐玄宗不听张九龄的劝谏，听了李林甫的话，任牛仙客为宰相，开启藩镇将领势力进入中央政权、藩镇节度使独立行使人事任免权的先河，从此，节度使与宰相可以平起平坐，职权完全相等。接着李林甫一死，死后被反攻倒算，杨国忠任宰相后镇不住安禄山，安禄山起义，造成安史之乱，盛唐凋零。
    《资治通鉴》朔方节度使牛仙客，前在河西，能节用度，勤职业，仓库充实，器械精利；上闻而嘉之，欲加尚书。
    张九龄曰“不可。尚书，古之纳言，唐兴以来，惟旧相及扬历中外有德望者乃为之。仙客本河湟使典，今骤居清要，恐羞朝廷。“
    上曰“然则但加实封可乎？“
    对曰“不可。封爵所以劝有功也。边将实仓库，修器械，乃常务耳，不足为功。陛下赏其勤，赐之金帛可也；裂土封之，恐非其宜。“
    上默然。
    李林甫言于上曰“仙客，宰相才也，何有于尚书！九龄书生，不达大体。“
    上悦。
    明日，复以仙客实封为言，九龄固执如初。
    上怒，变色曰“事皆由卿邪？“
    九龄顿首谢曰“陛下不知臣愚，使待罪宰相，事有未允，臣不敢不尽言。“
    上曰“卿嫌仙客寒微，如卿有何阀阅！“
    九龄曰“臣岭海孤贱，不如仙客生于中华；然臣出入台阁，典司诰命有年矣。仙客边隅小吏，目不知书，若大任之，恐不惬众望。“
    林甫退而言曰“苟有才识，何必辞学！天子用人，有何不可！“
    十一月，戊戌，赐仙客爵陇西县公，食实封三百户。
    6其实，在王安石变法的时候，王安石也试图对胥吏这个群体进行改革。
    他一是胥吏纳入官俸体系加薪，并用重罚约束，二是提出任官者应该先担任胥吏的职务，以学习政务的细节，同时，提高胥吏的政治地位，让他们不再被排除于正统仕途之外。
    但是王安石一下台，这套体系就被废除了，因为王安石对胥吏阶层的变革触及到了整个古代中央集权体制的核心。
    这整套“皇权——士大夫——胥吏——百姓”体制的最终导向就是为了稳定。
    稳定的核心在于分配，再由第一级的既得利益者进行二次分配，可以是合法的输送，也可以是灰色的寻租，这是一个结构性的能够渗透到社会的最底层的问题。
    在这个体系逻辑中，“浪费”和“低效率”是必须的，因为胥吏这个阶级本身也是下一级分配的来源。
    而混淆士大夫与胥吏的界限，其实就是打破原有的分配格局，将组织改造为“效率型”的组织，此时需要跟随变革的，不仅仅是一时一事，比如说吏员的待遇和监督，而是整个社会的运行逻辑。
    要想变法成功，所花费的代价就是一场“革命”，或者是经济上的，比如殖民扩张；或者是政治上的，比如英国内战。否则，这些效率无处释放，就只能是像秦朝这样强盛而亡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