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对单于都护府军事动向不作细究，自然有其原因。因为单于都护府镇守使杨玄基之所以率部离开云中防区而进入幽州境内，正是出于皇帝的授意。
    神都革命以来，朝廷内政方面几番兴废，外事方面同样如此。只不过由于陕西道大行台于军事外图方面动作太大，使得朝廷在边务方面的调整相对就不怎么显眼。
    此前李昭德主持朝政，在漠南等边境诸州布置重兵，虽然没有什么实际的战事发生。但仅仅只是维持这样的驻军规模，已经给河北诸州带来了极大的压力。毕竟大军强使于外，资粮穷耗于内，诸州士民因此受累不浅。
    所以当李昭德被罢相之后，有关边务经营的调整也是朝廷经年讨论的一个问题。有那么一段时间，狄仁杰所持休戈养生之论成为朝堂主流。但皇帝包括一些大臣都觉得这样的政策略显矫枉过正，特别在行台武备勤修的情况下，完全放弃军事上的铺陈等于将未来局势走向的主动权拱手让给陕西道大行台。
    后续一系列的纷争中，狄仁杰也逐渐的被边缘化。之后朝廷选取干员分任诸州，主要方向就在于河北诸州。这些外授刺史们除了除了牧民施政之外，还有一个使命那就是招募健勇、兴作团练，以作为朝廷在河北的武备基础。
    这一政策的核心虽然重点还着眼于跟陕西道大行台之间的东西对抗，但也是结合了朝廷当下的边患形势。突厥骨笃禄兄弟复国起来，便成为北面最大的边患问题。武周年间薛怀义几次北征突厥，劳民伤财不说，战果也是有限。
    随着北方羁縻秩序的破坏与突厥复国势力的发展壮大，如今朝廷再用兵于漠南，已经没有了贞观、永徽以来的那种主动权，很难再一军出征便一劳永逸。
    大唐立国以来，河北之地的民情民心便是历代当权者一块心病。早在武德年间，高祖李渊甚至还打算将河北生民迁入太行山以东、放弃对此地的长久经营。这当然只是一时穷困之计，随着大唐一统天下的大势越来越明显，这种议论自然也就不再提及。
    但哪怕以开明而著称的贞观年间，对河北人也都是警惕有加，太宗素来轻慢山东人士也并非什么秘密。包括高宗皇帝虽然借重一部分山东世族之力以摆脱关陇，但仍明令七姓十家不得自为婚配，并放任其宠臣李敬玄等与大族合籍，秽其门第。
    皇帝李旦虽然当朝履极，但朝政始终混乱不堪，以至于神都朝廷大而无当，军政诸事处理起来反而不及陕西道大行台灵活且有效率。
    迫于行台施给的压力，皇帝着令河北诸州各设团练，以期达到一个藏甲于州县的效果。但是对河北士民的警惕这一条创业以来的祖宗法制也不敢肆意逾越，再加上众多关陇时流充斥于朝中势位，对于河北士民也是既用且防。
    这反映在实际的操作中，就是以幽州总领河北尤其是北部州县的团练事宜，并以国丈、莘国公窦孝谌为幽州都督而总领军务。
    但河北本身经营多年也自有有其一套秩序，贸然作此改变，势必要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协调，这其中最为核心的一点就是东夷都护府的归属问题。
    高宗年间东征高句丽，除了彻底攻灭了高句丽这一东北悍敌之外，也将东北诸夷部进行了一番比较系统的整理，并设置了许多羁縻州府，这其中最重要的便是东夷都护府。
    在窦孝谌外任之前，东夷都护为营州都督兼领。但现在朝廷却将这一官职划给了幽州都督，自然就引起了一系列的人事纠纷。
    窦孝谌在入州之后，便上奏朝廷营州都督赵文翙骄横难制、不从管束，甚至不准东夷诸胡前来幽州拜见新任的官长。
    对于这一点，皇帝李旦也是烦躁不已。一方面窦孝谌既然已经入州就职，纵有一些人事上的摩擦，那也都是职责之内需要处理，凡有纠纷、动辄上奏朝廷，那朝廷使你何用？
    另一方面幽州与营州之间的摩擦，使得幽州作为河北道北部军政中心的地位迟迟不能确立起来，这也直接影响到了朝廷对整个河北道的领掌经略。
    营州都督赵文翙，也是久营边务的老臣，一旦贸然撤换，朝廷还没有合适的人选。而且就算撤掉了赵文翙，按照窦孝谌稍遇难题便上报朝廷的作风，也未必就能短时间内完全慑服东胡诸酋。
    所以在经过一番权衡后，皇帝才决定将单于都护府大军调往幽州，为窦孝谌壮势，同时也是向诸边胡宣扬朝廷将要重新整顿此边秩序的决心，以强大军势震慑内外悍员。
    在做出这一决定的时候，李旦也的确没有把突厥默啜这一因素加以正视。一则默啜大败于河曲，短期内应该没有卷土重来的可能。二则幽州本来就是领控北方边务的一个重镇进行经营，单于都护府大军入境之后，可以让这进程加快。
    皇帝甚至盘算着，如果幽州方面事务进展顺利，明年便就可以从幽州出兵，发动一场针对漠南突厥势力的扫荡。届时朝廷也从河东道出兵，从南面与东面两个方向进行围剿打击，即便不能全歼突厥，也能将突厥这些亡余势力彻底扫出漠南。
    一旦战事进展顺利，朝廷军队更加可以顺势接掌河曲防务，从关内道的北部对行台加以封锁钳制，从而一改此前朝廷在军事方面始终落后于陕西道行台的现状。
    然而这一通计划刚刚进行了一个开头，便突然发生了这么大的变故。幽州方面还没有梳理出一个头绪，河东道北部便先被卷土重来的默啜闯了一个空门。
    所以李旦下意识觉得，这件事陕西道行台难辞其咎，旧年河曲一战，要么是虚报战功、夸大事实，要么就是刻意纵容默啜逃往漠南，养寇自重！
    但无论这些猜测成立于否，突厥南来的直接原因就是单于都护府防备空虚所导致的。这件事如果再追究下去，皇帝这一决策者首先是难辞其咎。
    但就算是刻意不提，也只是掩耳盗铃而已。如此大规模且大范围的军事调动，自然不可能仅仅只是决于两三人，当时的决策议论可能都还收存在政事堂的《时政记》当中。
    皇帝哪怕再怎么厚脸皮，也不能承认是为了给他老丈人撑腰才调走单于都护府驻军，从而给了默啜兴兵南来提供机会。
    关于如何反攻突厥此次入寇，其实难度并不大，但关键是要快。突厥此次入寇，是先袭云州的单于都护府并于彼境取得甲马器杖，又意外捕获了留驻城中的监察御史孙彦高，在孙彦高的带领下绕过朔州重防几城，进入岚州境内进行扫荡。
    但是在入攻忻州州城的时候，忻州司马张九节紧急招聚州境团练并胡部城傍，于定襄城附近击走突厥贼军，使得州城无失。
    由此可见，突厥此番南寇，势力不算极强，绕走坚城，又被州境团练击退。所以唯今之计，是尽快发兵出击，压缩突厥贼军的活动空间，不让贼军扫荡范围继续扩大，尤其是不能让突厥贼军进入并州。
    并州虽然防务空虚，但毕竟是河东道地表要地所在，钱粮盛聚，一旦被突厥寇入席卷，那贼势必将更加的猖獗壮大。
    所以很快殿堂中便有臣员提议，由朝廷择大将即刻出兵前往营救并州，只要并州不失，此番入寇为祸尤浅。而且神都眼下也并不是没有兵力可用，虽然南衙稍显混乱，但北衙数万劲旅，可以直接过河北上，迎击突厥。
    但这一建议刚被提出来，便被人开口反对。
    “北衙万骑编伍新成，不适战阵，况甲械尚且不具，劳师乍惊、仓促出迎，胜或可喜。但突厥贼军俱经年呼啸于漠南之悍众，一旦交战之势稍违人意，则恐余波更大，尤甚贼祸啊……”
    殿中监、郕国公姜晞举手发言道，不赞成北衙新军轻易出动。
    皇帝李旦本来也有几分着令北衙新军出击的想法，听到郕国公这么说，心中顿时也是悚然一惊。今年陕西道行台聚甲数万，已经让神都人情惊疑不定，北衙新军便是震慑内外的唯一一支力量。
    一旦万骑在这样的情况下调离都畿，姑且不论此战胜负如何，起码皇帝对朝情的掌控便要因此被再次打落原形。
    “郕国公所论切实，万骑新成，未可轻动。国中难道无人，遇乱唯仰新卒镇定？”
    讲到这里的时候，皇帝语调已有几分不悦。群臣闻言，各自凛然，便也不敢再就此深作讨论。
    “陕西道大行台今年陈奏京中演武，河朔几州更陈设重旅兴设防戍。况默啜本西军兵锋之下惊走游魂，若由陕西道出兵……”
    一阵沉默后，又有人开口道。
    然而这话还没来得及讲完，王孝杰已经先一步顿足冷哼道：“满朝文武之士，难道俱虚夸才器之流？国家凡有危难，皆专系雍王殿下，长此以往，我等朝士能免盗禄之讥？”
    当听到有人提议让行台出兵的时候，李旦眉头便紧皱起来。朝廷好不容易将雍王势力压缩在潼关以西，若再任由西军行出，那来年河东道还能为朝廷所有？
    听到王孝杰这一番话，皇帝眉头才略有舒展，自觉这家伙归都以来，属这句话说得最好听。
    “朝廷所以武备常设，便在于临危必战，岂因新旧为限？一旦贼势再作糜烂，虽垂髫小童，难免刀兵之祸。万骑近日躁闹北门，合城俱闻，北邙山脚鱼鳖尚且不安于水、寒鸦飞鸟不敢栖枝，临此兵祸岂有怯战的道理？臣请典军出击，必将来犯之贼尽歼山河之内！”
    王孝杰见皇帝对他目露嘉许之色，不免更受鼓励，再次抱拳请命道。
    李旦闻言后脸庞顿时一黑，视线从王孝杰身上离开，再也不看其人。
    北邙新军不可轻出，行台西军更加不能纵容，但突厥入寇总要迎击。一番商讨后，朝堂内才形成一个初步的折中之计，以门下黄门侍郎李怀远出为朔方道行军大总管，发募都畿诸诸府卫兵并官奴即日北上过河，并发河东道诸州团练，以围杀突厥贼军。
    宰相为帅出击突厥，表现出朝廷对这一次兵祸的重视。但若仅止于此，仍不足以彰显朝廷之威严。
    毕竟默啜落败于河曲之后，此番卷土重来却不敢触犯行台防区，而是从漠南云中发起攻势。这种战术选择，无疑显示出这贼酋畏惧行台而小觑朝廷的内心态度，必须要加以痛击。
    所以除了李怀远这一路大军之外，皇帝更任命幽州都督为单于道行军大总管，并加河北十五州节度大使，节度河北诸州团练武事并诸胡城傍出征漠南，犁庭扫穴，要凭此一战打得突厥于漠南无立足之地！
    一俟形成定计、制令传达，整个神都朝廷便也动员起来。万骑新军虽然不能轻易出动，但都畿武力也是有数的，南衙几乎无兵可出，左右羽林军则聚成五千甲旅，作为前路人马即日便过河北进。
    与此同时，发募都畿健勇并官奴的敕令也迅速执行起来，很快突厥入寇的消息便传遍了整个神都城。
    “突厥又来侵扰？早前不是已经被雍王歼灭在河曲？”
    因为各种征令以及人马调度的执行，整个神都城民风也因此变得紧张起来。早前神都革命以来，都畿民众虽然颇受惊扰，但之后只听说陕西道捷报频传，几年时间下来，战争对他们而言已经颇为遥远。
    “河曲那一战，杀的只是突厥王帐人马，这一次来犯的，则是其南牙贼众。”
    有人发问，自有知者不厌其烦的解释。
    “南牙跟王帐又有什么不同？不都是一路贼胡？”
    “突厥王帐在安北大都护府控内，南牙则在单于大都护府治下。雍王殿下只是安北大都护，并非单于大都护。”
    “那为什么不让雍王殿下也领单于大都护？雍王殿下功勋卓著，有眼皆知，何必为这一事劳使两员？陕西自有壮甲，朝廷又何必再扰人征募？”
    相关议论声充斥坊曲之间，而在这番喧哗之外，朝廷内部也多有人事调整。政事堂中，宰相李怀远出征之后，又有两员递补拜相，分别是兵部侍郎孙元亨以及早年遭逐的前宰相张锡。
    御史中丞张柬之，则外授怀州刺史，辅助单于道行军筹备河北钱粮。在这一系列的人事调动中，中书侍郎韦承庆之弟韦嗣立出为汝州刺史，专督淮南漕运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