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朔日朝会所公布的人事政令，真有几分平地惊雷的味道。不独诸财司官员们大感震惊，就连那些原本抨议财司官员行政效率低下的朝士们也多生出一股风雨欲来的感觉。
    大唐朝廷自有一整套完善的文书勾检制度，大体上分为自勾与他勾。诸司掌印主簿便是当司勾检官，负责本司行政产生的文书勾检，每季一报，上合都省，每年再由尚书都省进行隐漏审察。
    至于他勾，便是由专司勾检的部门进行系统性的勾检，财政勾检最重要的部门便是刑部下属的比部。比部因此号称周知内外之经费而总勾之，是整个朝廷最重要也是最后一道财政审核机构。
    这样的安排也体现出三省六部之中的分权制衡思想，比部专司财政勾检，但本身却并不具有财政度支的权力。
    尽管勾权独重，但却仅仅只是刑部下属一曹，既没有执法权，也没有行政权。想要完善行使其勾检权力，仍需户部中的金部与仓部执行配合，每有察发隐漏，则需御史台、大理寺等执行追审。
    理论上而言，内外官府勾官都可以算作比部的下属同僚，但实际上诸司勾官各有上司，与比部并没有上下隶属关系。所以在诸京司当中，比部也算是颇为特殊一个，号为独司，另有一个不太好听的别号，那就是纸坟。
    诸如大唐这样庞大的政权，每季每年所产生的财政收支情况可谓浩如烟海，而这些行政程序结果都以文书呈现，比部所需要勾检的文书总量之大可想而知。
    财政审计又需要保持相对的独立性，比部在司官吏们只有这么多，那真是只要坐下去就有文山文海将人淹没，跟提前进了坟堆也没有区别。由此可见官员们给诸司取别号的时候，也是充满了恶趣的幽默。
    此前朝臣们忧虑财司效率缓慢，就是因为诸司自勾、汇入都省之后，按照流程还需要由比部进行勾检，世博会各项财利收益才可纳入库藏并作度支。
    世博会所涉钱款事项极多，诸司勾计都用了一个多月还没了结，相关文书若再转入比部这个纸坟，只怕明年三月都未有定论。眼看着一座座金山摆在眼前却因流程所限，不能分润些许，朝臣们焦虑有加也是理所当然。
    现在朝廷专置勾院，以两员大臣为使、汇聚诸司勾官勾检事项，效率自然提了上来，也算是切实应急的需要。
    而且往腹黑里说，原本诸司自勾的程序进行的这么慢，所涉钱款事项又如此惊人，究竟是为了勾检得失还是抹平账目，也实在是让人心生疑窦。
    早在朝廷公布政令之前，其实御史台诸御史们已经闻腥而动，出没于诸司衙堂与财司官员们府邸之间，所存的正是类似的心思，想要从当中勾出几条肥羊出来。
    若朝廷政令仅止于此，群臣们多数也都觉得理所当然。可是这勾院除了具有勾检职能之外，居然还配给了甲兵，等于是掌握了一定的执法权，这就不得不让人心生凛然了。
    京中台省曹司虽多，但能直接掌握兵权的却几乎没有，哪怕是政事堂以及新设总掌兵事的枢密院，也要通过别的书令程序才能调度人马。而这新设的勾院，却能直接在衙下养兵，危险性便陡增起来。
    眼见到群臣凛然模样，李潼不免微微一笑。财赋历来都是立国之根本，特别因世博会所衍生出来的一系列收入，都是在原本政府收入之外的新财源，无论怎么重视都不为过。
    商贸的收入不同于以往的赋税收入，天下籍户田亩在一定时期内自有定数，对此进行的勾检可以按照流程进行。
    可是商贸的一大特点就是高流通性，若再用旧法子实施监察，就算查出来什么问题，相关人事及罪证只怕也早已经消失一空。
    所以针对这方面财政的管理与审计，必须要灵活高效，为此不惜诸权汇于一司。
    勾院文武二使配合行事，格辅元与朱敬则都是官德极高的人选，而郭达则是他绝对的心腹爪牙。为了避免宰相当司典兵的情况，他还特意罢免了格辅元的相位。
    从高宗时期开始，尚书左右仆射便加同中书门下号参政，到了开元年间不加参政号者便不属于宰相，唯当省直事。
    若是寻常时节，朝廷做出这样的新人事决定，少不了会生出一通争执。
    诸如枢密院的设置，就是用了很长的时间，从行台时期开始便分设小司，一直到了去年张仁愿入朝才正式设立枢密院，诸司公务纳入一院又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至于设立更早的集英馆，眼下仍是一个比较尴尬的存在，还是遭到旧有机构的排斥。
    像在不久前开始的冬集铨选中，李潼提议集英馆诸学士的观历注入官资中，却遭到了选司与宰相们的反对。至于理由，则就是集英诸员虽伴驾近侍，但却功不彰于朝轨、事不明于典章，凭幸注资，恐乱选法！
    朝臣们反对理由也很正当，集英馆眼下只是近侍备问，甚至连真正的侍臣都算不上，两名学士李峤与马怀素都是以别职在馆，下属的馆生有的干脆连正经官身都无，也实在是无从注历考核。
    若连这样的存在都纳入官资之中进行铨授，那选法的标准就遭到破坏了。如此官资的含金量完全无从体现，难免会遭到鱼目混珠的讥讽，甚至还不如摆明了走后门的斜封官。
    哪怕身为帝王，也有绕不开的规矩，制度之所存在，意义不只在于能否切实执行，更在于提供了一个行事的是非标准。
    这里面也有一个比较显著的例子，那就是早年的宰相刘祎之。
    刘祎之北门学士出身，原本也算是女皇心腹，却在武周革命前夕因为反对武则天称制而遭到杀害，临死之前还要说上一句“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
    人的身份立场不同，所秉承的坚持便不同。刘祎之北门得幸，高居宰执后便要维护中书、门下的制度。虽然最终难免一死，但由此一言可以宣告他是遭到了冤杀，而非确有其罪。
    李潼这一次之所以能一步到位的设置勾院，且不遭到宰相与群臣的反对，一则是勾院所处理的乃是旧体制不能处理的新问题，二则此事的确迫在眉睫、事关重大。
    如果没有这些条件的存在，眼下朝堂中怕就要出现两三个犯言直谏的人，甚至就连朱敬则这个坚持原则的宪台长官怕都要抗拒任命。
    大唐官制完整，想要进行全面的改革并非朝夕之功，而且在没有切实需求的情况下，也实在没有必要过度残害原本就已经存在且尚能运行的系统。
    无论枢密院，还是新设的勾院，李潼主要的意图还不是设立新的机构，而是给朝廷灌输一种理念，那就是遇事置院、连署办公，绕开原本程事繁琐的刻碎治事，削减行政的成本，提高办事的效率。
    至于院这种新的行政单位究竟要设置多少，不必刻意的去追求，遇事则置，大臣领衔，事了则罢，悉归本署。只有遇到了频繁产生的相同事务需要反复设院，才最终考虑作为常设的机构保留下来。
    眼下中枢制度还需要进行调整，所以院的设置与罢除以及相关事员的任命，自然掌握在李潼这个圣人手中。未来中枢调整稳定下来，可以渐渐的分拨给政事堂。
    早朝结束之后，圣驾回返内朝，并在内朝延英殿召见诸宰相并台省官长们，继续商讨事务。
    这种情形，又可以引申出一个中晚唐比较重要的决策制度，那就是延英奏对。
    中晚唐时期，地方藩镇割据，中央权力衰弱，皇帝又常受太监挟持，政事堂作为国家政令最高决策机构早已经名存实亡。皇帝便常在延英殿召见宰相并大臣，商讨并决策国务政令。
    其实这种形式早已存在，早在高宗时期开始，便常常在延英殿召见宰相议事。废王立武过程中，褚遂良激烈反对废后而触怒武则天，暴喝“何不扑杀此獠”，就发生在这一场景中。
    皇帝之所以不在外朝召见臣员、或是参与政事堂会议，要么是威望不足，对朝政情况失于完全的把控，要么是要做的事情不符合朝论舆情，自然不会去外朝堂与政事堂这些朝臣们的主场。
    李潼的情况自不属于这两种，他是权威太足，所以懒于追求形式，延英殿地处内朝，讲完事情抬腿就能回家，去了政事堂还有各种繁琐规定。不在自己主场，终究不够舒服随意。
    当然想摆这种谱，也要臣下们给面子。像是去年拜相不久的张仁愿，李潼备好餐食都请不来。不过现在张仁愿就乖巧多了，到现在看见烤肉还犯恶心。
    不说延英殿的奏对情形，外朝群臣在散朝之后，仍然没有从设立勾院的震撼中摆脱出来。特别那些相关诸司官员们，他们的衙堂都已经被封锁，已经是无处可去，算是提前放了年假。
    但早放假却谈不上多高兴，朝廷突然来上这么一手，搞得他们措手不及，许多事务收尾还没有完成。
    特别一些本就不甚干净的官员们，这会儿更是忧心忡忡，担心被查出来问题所在，又搞不清楚朝廷此番勾检追惩力度的大小，心内自是愁肠百结、五味杂陈。
    作为光禄少卿的李隆基，这会儿也是不免忧虑。光禄寺虽然不属于纯正的财司，但这届世博会负责筹办食园，也是涉事颇深。而且光禄寺本司日常职事所涉物料出入便数量可观，同样也属于今次勾检的范围中。
    李隆基新任官长，加上心中颇具危机感，倒没有借着今次职务之便大肆营张私利。但为了讨好姑母太平公主，也进行了一点违规的操作，下员王仁皎借着这股东风，也抽取了几千缗资货。
    这些问题总得来说不算太大，如此大宗的钱事出入，经受者可以说都是两手沾油。
    跟其他人相比，李隆基甚至可以说是清白，单他自己所知同为长官的曹国公李备便从良酝署捣腾出近千瓮的酒水、着家奴当园售卖，在折耗一项中增添了上万缗的数额。至于更多别项，则就不可尽知了。
    跟一些贪鄙成性的臣员相比，李隆基志向更加雄大，是不愿因为区区钱财事项玷污自身。但他在此浊世，终究也难保绝对的清白，所以退朝之后也是怅然不已。
    他绕行过龙尾道之后，正打算径直出宫，吩咐家奴去通知太平公主和王仁皎等人收拾好收尾，可是刚刚走出宫门，便见到一直待他比较冷淡的曹国公正站在宫门一侧含笑对他招手。
    “临淄王入廨以来，诸员俱忙于职务，少有闲暇联谊通好。总算君恩眷顾，稍移事务于别司，使我在事诸员能够脱身冗务。王此日若无别事，不妨移步助阵老夫，并在司诸同僚们游园集会。”
    曹国公望着临淄王笑语说道，抬手做出邀请。
    李隆基转眼见到在场不独曹国公一人，还有好几名在司品官都站在曹国公身后，心中便有了然，这是打算相约同僚、统一口径。他自己也正受此类困扰，于是便也颔首笑道：“固所愿，不敢请耳。”
    临淄王答应赴宴之后，一行人却也没有就此离开宫门前，因为还有另一个重要人物、同为光禄少卿的徐俊臣没有到来。
    但他们一行人又等了大半个时辰，却迟迟未见徐俊臣的身影，就连其他几处宫门处留守官员也来告不见。曹国公便渐渐不耐烦，冷哼道：“徐某性不合众，无谓为此一员，耽误我等诸众聚会消遣。”
    说罢，他便率先登车，不再等候。而李隆基对徐俊臣印象还不差，想了想之后上前问明聚会的地点，又吩咐自家仆员继续留此等候，然后才上马并诸同僚离开。
    然而这一行人却并不知，他们久候不出的徐俊臣眼下正徘徊在中书省官署外，不断的向内张望，一直见到中书舍人李峤从衙堂行出，才匆匆上前并从身上抽出一份奏书并说道：“李学士是否要去集英馆当直？某自录时务几则，恳请李学士能代劳献上以待御览。”
    徐俊臣作为四品的光禄少卿，是有奏告言事的权利，但所章奏需要先经中书预参。眼下李峤身在官署外，自然不能途受奏状，见状也不去接，正待转身归署，却又被徐俊臣拉住。
    “此中言事颇切时疾，不敢从缓，否则便沿匦路递献了。”
    徐俊臣脸上仍是和气笑容，但李峤却听出了一丝不寻常的意味，看了徐俊臣一眼后，心中没来由生出一股寒意，思忖片刻后才抬手接过徐俊臣递来的文书，并低声道：“道左受言，不可称奏。至于圣人览或不览，某亦不敢擅作进言。”
    “明白，明白！有劳李学士了！”
    徐俊臣见李峤接过文书，脸上笑容更浓郁，再对李峤致礼道谢，然后才转身离开。只是那轻快的步履，张开的臂膀，怎么看都有一种恶狼瞄准目标、将要出猎的既视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