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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节之前,市服装研究所派人来给苏敏的外公送礼品,同时也带来一张请柬,请他去参加一场展览的揭幕仪式。那个仪式一个礼拜之后在外滩一座老建筑里举行,后还有西式晚宴,妈妈担心要弄到半夜三更才能回家,不想让他去,但外公却坚持要去。
苏敏总是站在外公这边的,马上表示支持:“我负责接送,保证十点钟之前回来总行了吧。”
妈妈无奈只能勉强答应。
到了那天傍晚,苏敏开了爸爸的车子送外公过去。那个地方在外滩最繁华的一段,灰褐色花岗岩建筑,门口有四根希腊式的圆柱,曾经是一间洋行的旧址,现在改建成了酒店。大堂层开着许多精美的店铺,他们经过五光十色的橱窗和玻璃门,灯光辉映之处尽是从欧洲远道而来的昂贵商品。
外公看到Dunhill的橱窗上写着“伦敦师傅驻店为您量体裁衣”,笑起来对苏敏说:“你看,我从前做事的那家店也打着这样的招牌。”
她也跟着笑,这故事她听过许多遍,却听不腻。1943年,外公从西服工艺专门学校毕业,在霞飞路上一家英国人开的绅士商店工作。那家店的橱窗上贴着“特邀伦敦资深师傅驻店为您量身定做”的广告语,但事实上,店老板早在1941年日本人占领公共租界之前就逃回国了,1941年的冬天,福州路上看不到头的英国人和美国人排队等待登记,店里唯一一个伦敦来的师傅进了龙华的集中营。那之后直到战争结束,内战,再到建国,店里所有做工精湛的衣服都出自于中国师傅之手,其中也包括苏敏的外公,但橱窗上的广告却一直没摘下来过。租界的黄金年代早已经过去,但讽刺的是许多人都是冲着那块英国人留下的招牌来的。
那个展览办在三楼,进门的地方摆着花篮和黑色指引牌,上面上面印着银色的花体字:
流年
66 years on the bond(六十六年在外滩)
下面是还有一些稍小字体的英文,苏敏并未仔细去读。foyer灯光昏暗,她的注意力早被走廊两侧那些射灯照耀下的老照片吸引。她凑近了细看,外公则在一旁一一解说,——这一张是法国总会的椭圆形宴会厅,天花板看起来像是一艘巨轮的船脊,壁龛的马赛克其实是金色;那一张上身穿改良式旗袍的年轻女人,齐耳短发,烫卷,左手食指和中指之间夹着薄荷纸烟,身后是一部黑色福特汽车,弹钢琴和开汽车,那是当年上海淑女个个都要学的时髦;还有默片时代的好莱坞明星Ramon Navarro……他甚至不用看下面的说明,就很清楚那些前世今生的渊源和因果。
他们边走边看,一个个展牌慢慢踱过去,直到外公突然停下来,指着其中一张说:“你看,左边数过来第二个,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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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敏惊讶到不行,那张照片上有五六个年轻男女,左边第二个看着果然眼熟,干干净净的短发,白衬衫黑西裤,衣袖挽到手肘,眉目间没有笑意,却也不全然是板着面孔。到那个永恒定格时刻为止,这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已经在上海独自谋生将近十年,眉宇间带着常年在奢华场所工作的人特有的不卑不亢与宠辱不惊。
外公好像根本没注意到她错讹的表情,继续回忆道:“那个时候是二十岁还是二十一岁吧,浸会大学的学生在海关俱乐部二楼放映室演《卖花女》,我用店里落的零料为他们做的戏服。”
苏敏正要仔细追问,音乐渐响,灯光暗下来,只剩展厅正中低台上的一束。人们慢慢围拢过去,司仪开始口述一个传奇故事——上世纪三十年代,一个出生在英国的华侨女孩跟随家人回国,成年之后,不安于优渥生活的她,在当时寸土寸金的外滩开设了一家专制女士礼服的时尚沙龙,起名“云绮”,并凭借自己的才智努力经营,直至建国之前远赴他乡。六十多年风雨变迁之后,她的家族后裔又一次将这个店招挂到了这座古老的棕石建筑里……
苏敏怔怔的站在原地,听司仪念出那个再熟悉不过的名字——KEE,随后便是一连串VIP的名字,大人物们一个接一个上台准备剪彩,轩雅集团上海分公司的头儿也在其列。最后一个,打了一束追光灯,是方书齐。
她觉得周围所有东西都在急速远离,人声和音乐声混杂在一起,听起来似乎隔着一层半透明的墙壁。她很奇怪之前为什么没注意去读黑色背景墙上的字,“流年”展览的下面写着“暨KEE上海旗舰店揭幕仪式”。她站的地方离台上那些人并不很远,方书齐也看见她了。她不敢细究他脸上的表情,转身拨开人群朝外面走。
正在外公正在后面跟服装研究所的旧同事聊天,苏敏凑到他耳边低声道:“我们现在就回去了,好不好?”
“干嘛这么着急要走?”外公小孩子般的偏执,“十点钟前到家,你说过的,忘记了吗?怎么记性比我还不好。”
苏敏不确定究竟在那里盘桓了多久,只知道台上的已经剪完彩了,所有人都在鼓掌,除了她,还有方书齐。他们之间的距离不远,也并不很近,似乎就那么对峙着。
她先认输了,反正从他们认识开始,她无论在什么事情上都注定输给他了。她拉了外公就走,通向foyer的门已经关了,她只能穿过整个展厅,从另一扇门出去。隔着一条走廊,就是KEE的新店,苏敏顾不上细看,但还是瞄到了橱窗玻璃上贴着纤细的金字:KEE,66 Years on the b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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