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外面一看，虹口那间贸易公司的存货已经给人卖了大半。那一阵，上海忽然冒出来无数负责接收敌伪财产的机关，农，工，商，军政，地方，甚至帮派。就连是哪个部门，哪个人卖掉的都不知道，事情同样不了了之。
    常兴却也释然，说：“人大概就是这么贱，非得经过点事，才知道什么最要紧……”
    文贞瞟他一眼，接口说：“嗯，你就是这么贱。”
    钟欣愉在旁边听着，看着他们笑，却又想到林翼，他是否早就料到了这样的结果呢
    当时已是九月，重庆校场口举办抗战胜利大会。
    蒋总统在电台里演讲，说：正义必将战胜强权的真理，终于得到了最后的证明。
    同时却也说：在我国家领土范围内，不再有任何私人之军队，亦不再有任何一党之军队。
    钟欣愉和秦未平一起坐在桌边听着收音机。
    最初得知胜利的欢欣已经没有了，秦未平出奇的安静，听完那一段，关了旋钮。
    “中储券官定的兑换比率已经拟出来，就等正式公布了。”他对她说。
    “多少”钟欣愉问。
    “一比两百。”秦未平回答。
    钟欣愉一时无语。她曾想过会是个惊人的数字，但绝对没料到这个答案。
    1941 年，日伪发行中储券，收兑法币，当时一元法币可以换到中储券两元。仅仅隔了四年，要把这两元中储券再换回去，却只能得到法币一分钱，相当于缩水到百分之一。这个比率一旦实行，沦陷区里绝大多数的人都将一夜破产。
    “还有，”秦未平却还没说完，“上面打算重新开放金融市场，法币，黄金，外汇自由交易。”
    钟欣愉笑了声，很冷，这也就是说非沦陷区的人也完了。
    后方的通胀已经非常严重，物价每个月都在涨，黄金每两已经到了法币十七万。商店一日营业结束，纸钞成堆。码头苦力发饷都是一沓一沓的。有人在用法币糊墙，也有人用法币点香烟。一旦放开兑换，抢购黄金、美钞之风必定更盛，汇率会灾难性地跌下去，甚至比战时还要可怕。
    “但我升了官，”秦未平也笑，是一种近乎荒诞的自嘲，“京沪特派员，专管货币和外汇，前面说的那两项都算是我献的策。”
    钟欣愉只觉讽刺，替他不平，说：“从财政部到行政院，哪个不是留学生有几个没学过经济随便是谁献的策，他们落笔签字的时候难道不懂会有什么后果吗”
    道理是这个道理，秦未平却无所谓，只是淡然地说：“千古是非，总得有个背骂名的人吧。”
    钟欣愉看着他，又想起他说过的那句话，有些事胜利了无法宣扬，失败了无法解释。她明白他的意思，他的战争还没有结束。
    “办完这里的事情，我就要去南京了，但上海也会常来。”他也看着她道。
    并不是个问句，但她却知道这是对她的一问。
    “我不跟你过去了。”她回答。
    他似乎并不意外，只是问：“你以后有什么打算”
    她于是一样一样地告诉他，比如已经开始在此地找工作，找房子。并且拍了电报去重庆，询问沈有琪和董家乐什么时候回上海，拜托他们把阿渡和阿念带出来。还有保姆，原来用的那个是重庆当地的人，大约不会愿意跟着来上海，她还得重新雇个人……
    “那金术士呢”秦未平终于问。
    “继续找，继续等。”她回答。留在这里就是为了这个，用回她原本的名字，过原本的生活。他要是回来，知道到哪里去找她。
    秦未平看着她，像是看了许久，才又道：“欣愉，不管结果怎么样，你都要好好的。”
    “我知道。”她点头，静静笑了。
    那一刻，心里锐痛，甚至自觉无情。同时却又想起父亲，以及他那一段在跑马厅巡逻，在坟山路弄堂里带着女儿生活的日子。
    她已经不是从前那个喜欢走极端的人了。无论如何，她会好好活着，好好地过。但她不会忘记，恐怕一生都不会。
    那一年的双十节，上海举办胜利大游行，全市欢庆。
    父亲曾经抱着她走过的爱多亚路现在改了名字叫中正路，路上建起了 V 字胜利门，大新百货公司楼上挂着顶天立地的蒋总统画像。一卡车一卡车美国兵被运进城，高级饭店里出入的都是美国军官。返城的难民坐在街沿上，还有到处都能看见的倒卖外汇的人，随身带一只木盒子，打开来，盒盖上写着当天的美元和银洋的比价。
    也是在那个月，沈有琪和董家乐带着阿渡、阿念、思承回到上海。
    钟欣愉去董家接孩子。那是在家乐父母的老房子里，他们留她吃饭，五个大人三个小孩围坐一张方桌，拥挤却也热闹。
    沈有琪说起路上的事。那段时间，很多人离开重庆，长江上都是船，每艘船上都装着各种各样的人，满满登登的家当。
    有琪说：“大菜间里的有钱人这是这样，走私货一箱箱地堆着。老百姓也一样，钞票到手都得赶紧买成东西。否则上船的时候还能买一袋米，等到从船上下来，已经变成废纸了。”
    董家乐插嘴，说：“那倒不至于，还是可以买一包洋火的。”
    有琪以为他抬杠，说：“你没听见人家都在讲啊胜利大游行的时候开心得不得了，结果一听官定的兑换率都傻了，今朝放鞭炮，明朝上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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