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地区的大豆种植体系已经较为完善，我们预计，换种‘嘉豆13号’之后，明年东北地区至少能生产2000万吨大豆。”
    “现在我们要全力开拓的，是黄淮海地区和长江流域的大豆产区。我们在这两个地区虽然只有十多个大豆合作社，但通过针对性了解，对于这两个大豆产区，我们也是做了非常系统的一个信息分析。”
    “如果这两个地区的大豆全部换种后，黄淮海地区有生产1300万吨大豆的潜力，长江流域有生产1100万吨的潜力……这样的话，加上东北大豆产量，基本能满足国内40%的需求了。”谢开济将公司的分析说了出来。
    齐政微微颔首。如果再加上隔壁的远东地区，能满足国内50%的大豆需求，这个数字就让人放心多了。
    但如果有业内人听到这个分析，肯定会大吃一惊。
    因为按照嘉谷的计算，4000多万吨才满足40%的需求，意味着嘉谷内部对于国内的大豆需求量估算为1亿吨以上。
    要知道，今年全国的大豆消费量才7000多万吨，增长到一亿吨需要多长时间啊？
    哪怕是发改委，也是按照普遍的5%或者6%的所谓高速增长来做模型，估计的时间越晚，错漏必然越多。
    齐政知道的时候，都同情地想着：然而，你们还是低估了十几亿中国人的胃口。
    不出五年，中国的大豆消费量就突破1亿吨，然后才慢慢地达到瓶颈。嘉谷内部的报告，是齐政综合了自己所知的走向，然后命令嘉谷战略部的十几个人，以既有的研究内容为蓝本，才估算出来，也是最符合历史走势的结果。
    可惜，现在没有多少人相信就是了。
    即使是谢开济，都半信半疑。
    齐政却不在乎他的想法。如果还按照原来的走势，不出十年，国内的大豆进口量都逼近亿吨了。只有快速推广“嘉豆13号”，才有可能让这一格局发生根本性转变。
    因此，沉吟片刻，齐政就决断道：“加快在黄淮海地区和长江流域的大豆产区的合作社组建速度，不管我们能不能拿到推广主导权。对了，人手还充足吧？”
    “没问题，我们这两年招进来的年轻人，都安排到基层，一人跟进一个合作社，历练他们和农民打交道的能力，现在也该出师了。”谢开济定了定神，说道。
    齐政满意地颔首。
    在中国，假如你不能和农户顺畅沟通，你根本谈不上做合作社。
    这涉及到中国的一个世纪难题——如何将农民有效组织起来？
    从大的方面看，改革之初的“包产到户”是将村集体解散了。可是到了现在，时代的要求必须把农民重新组织起来，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社会意义的变革，其意义不下于“包产到户”的社会意义。
    所谓“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在这同样也适用，奇妙不？
    可是环顾周边，除了嘉谷，很多致力于现代农业投资的企业，都会不自觉地拒绝和农民合作，核心出发点就是主观地认为纯粹的农民是无法实现有效管理的。
    这当然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历史告诉我们，要想将农民组织起来，第一步是实现利益捆绑，譬如打土豪分土地；第二步是明确共同的奋斗目标，譬如如何保护和扩大这些既得利益。
    所以，更准确应该是，组织农民成本太高而经济收益有限。
    嘉谷之所以能承担这样的高成本，是因为嘉谷的效益也高得根本不像是做农业的——坊间戏言，嘉谷就是一家披着“农业皮”的“奢侈品”公司。
    很显然，双倍增产的“嘉豆13号”，效益也不是一般的高。
    但即使如此，谢开济还是提醒道：“老大，一年两年的时间还是太短了。农民很难一说就同意加入合作社的……”
    一般来说，农民会观望一阵子，看到实实在在的好处了，才会有所行动。但如果明年要实现大范围推广大豆新品种，从年底到明年初这段时间，就要将合作社组建起来，将人员培训起来，难度和工作量都不是一般的大。
    齐政也知道这一点，想了想，道：“这样吧，合作社不是应该分红了吗？我让总部拨付一笔经费，用来组织两地的豆农参观我们的合作社分红。必要的时候，还可以找媒体做一些宣传。”
    “哈？”谢开济先是吓了一跳，然后明白过来，乐道：“真要这么高调？”
    齐政颔首道：“农民的核心诉求很简单，要增收，要可靠的增收。那么，还有什么比真金白银更有说服力？”
    同时，也可以让政府中某些人看看，嘉谷将农民组织起来，可不是让他们成为被剥削的对象的——资本下乡，也要看是谁在组织，怎样组织。
    ……
    第601章 总是要改变一些东西的
    秋收过后，对于嘉谷系的合作社社员来说，又到了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分红就要来了！
    今年，为了配合嘉谷农业公司的合作社组建计划，嘉谷系大豆种植合作社成为了最早一批进行分红的合作社。
    为了安排好外来村民的参观和宣传，嘉谷农业上下忙得都要秃顶了。
    在中国大地上，一个村和一个村表面上看都是相似的，但是细看，却各有各的不同，因此不同意加入嘉谷系合作社的原因也是千奇百怪。
    譬如有的村子是某几户村民不肯加入合作社，他们就像是村里的“钉子户”，往往是一两户可能就让整个村子的耕地连不成片；又譬如有的村子是村干部们，出于权力或利益的考虑，抗拒成立合作社……
    还有的地方甚至连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的划分都是马虎的，比如村集体对土地的管理权是空置的，如果村民把土地撂荒了，县乡政府和行政村没有得到法律授权，无法把村民的撂荒地收回来，只能看着土地撂荒干瞪眼……
    为此，嘉谷农业的工作人员组成了专门的评估小组，按照战略部设计的公式，对每个目标村子评估出一个“攻略指数”。
    这个“攻略指数”，其实就是反映了该村子加入嘉谷合作社的可能性大小。很简单，只有一两户“钉子户”的村子，肯定比满村都是“钉子户”的村子更值得攻略。
    而那些“攻略指数”较高的村子的“钉子户”或者村干部们，就是这一波参观嘉谷合作社分红的主力。
    鲁省的老农民曹连福就是其中的一名典型代表。
    他坐在嘉谷农业安排接送的大巴车上，前往嘉谷在鲁省最大的一个大豆种植合作社，心里波澜不惊。
    他所在的村子，不是没有组建过合作社，而且还是村干部们亲自领导组建的，但结果怎么样？
    不过两年时间，合作社最终因经营不善，负债累累，合作社所有财产(农机、设备及其他)一夜之间被债主们“抢劫一空”。
    你能想象吗？一辈子和土地、庄稼打交道的，老实巴交的农民——他们不偷不抢，埋头干活，一年的劳动成果却比玻璃还要脆弱，拿孩子的学费、家人的生活费和老人的医疗费，向市场的汪洋大海，空打一个水漂——这样的合作社，要它何用？
    自此以后，老农民曹连福一听到“合作社”都避之不及。
    但村里的人们就是不知道吸取教训，当嘉谷的员工上门来游说的时候，纷纷被所谓的“钱景”迷得昏了头，嚷嚷着要加入嘉谷合作社，简直要气死他了。
    呵，天下的乌鸦都一样黑，说一千道一万都不如自力更生，他就看这家叫“嘉谷”的公司要玩出啥花样来——反正他们包路费和食宿费，权当是出来旅游了。
    等到了合作社，他们被安排进入了一个小学的大操场。操场内的座椅上满满当当的全是人，而在高台处，摆着一堆东西，上面还盖着布。
    曹连福摸不清嘉谷葫芦里卖的什么药，顺着嘉谷员工的引导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他差不多是抵达会场的最后一批人了，没有等多久，仪式就开始了。
    合作社社长在一片或热切或疑惑的目光中上台，言简意赅道：“……现在，我们开始进行分红，等会叫到名字的社员，请上台来领钱。”
    话毕，他大手一挥，就卷起了面前的布。
    下方，是一堆红彤彤的百元大钞。
    一叠又一叠，一摞又一摞，紧紧密密，生动而又沉静，像是一张用钱做成的床。
    会场内，猛的一静，静的落针可闻。
    几秒钟后，屏息凝视的人们，又齐刷刷的“呼”出一口气，整齐得像是训练出来似的。
    没有人知道那里面有多少钱，也没有人见过这么多的现金。
    而这，正是嘉谷想要的效果——嘉谷系大部分合作社，每年随着分红金额的提高，已经改为银行转账了。但现在为了展现“壕气”，今年的大豆合作社再次采用现金分红。
    很显然，一摞摞实实在在的百元大钞，确实比一个个冷冰冰的数字更能震撼人心。
    更加震撼人心的，是一个个上台领钱的村民。
    “石良国，入股土地46亩，分得红利38180元；石良顺，入股土地63亩，分得红利52290元……”合作社社长挨个点名上台领钱。
    “我的天哪，他们1亩大豆分红800多元！”台下的人群中不知哪位喊这一嗓子，话音刚落，人群就陷入了疯狂的讨论。
    “多少？”曹连福拍拍耳朵，整个人都呆住了，“他们的产量是有多高啊？”
    他已经知道了，这个合作社今年已经是第二次分红了，这次主要是种植大豆的分红——鲁省地区大豆的播种时间一般于麦收后才进行。
    他也种大豆，因此很清楚，他自己种植的大豆，即使不考虑土地和劳动力成本，在最好的年份，每亩收益也不过是在500元左右。
    而这个合作社呢，已经是扣除包括人工成本在内的所有生产成本了，而且据说还只是按照盈利的80%进行分红，居然还能拿到差不多是他今年两倍的亩均收益。
    前面的一位社员听到他的话，傲然道：“我们种植的是高蛋白大豆‘嘉豆9号’，今年的产量比去年高，差不多每亩460斤吧。”
    另一位社员也转过头来，认真道：“关键是合作社统一整地、品种、播种、施肥、田间管理、收获等规模经营，每亩成本至少降低了200元，而‘嘉豆9号’的收购价也比普通大豆每斤要高出五毛。”
    “你舒服喽，除了每年有固定分红，还在合作社上班挣工资，哎，你今年工资加分红超过十五万了吧？”前一个社员问道。
    “你又差到哪里去了？现在不种比自己种收入高出一大截，你还腾出身来打一份工。别说你今年的收入少于二十万……”后一个社员撇撇嘴道。
    “唉，收入再多都不够花啊。我儿子今年要结婚，对方彩礼就要几十万，还要在市里买房，想想都头疼。”
    “慌什么？社长不是说了吗？明年我们会种植一个新的大豆品种，据说产量能翻一倍，你想想明年分红会有多少？”
    “嗨，我也听说了，要不然我儿子还真不敢买房……”
    旁边的老农民曹连福已经说不出话来了。追书看
    这是什么神仙合作社？
    还有，农民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体面了？
    几十万的彩礼，至少几百万的市里的房子，都只是头疼而已——想想自己快三十岁还在打光棍的儿子……他都不敢想好吗？
    恍惚中，他听到一句话“当初把土地交给嘉谷合作社的决定一点儿也没错”，顿时一个激灵。
    想想自己来这里的原因，不由得心跳加速：对哦，我好像，也能有这样的机会……
    在台下的人群中，他不是唯一这么想的。
    最朴实的语言是最有力量的，不用嘉谷的员工去特意描述，在场诸人，都能从金钱的魔力中，体会到加入嘉谷合作社的“钱途”。
    而他们憧憬的表情，被外围的摄影机清晰地记录着。
    ……
    “这场面，煽动性太强了，我都不知道该不该放上去。”同时在外围，央视的王导演对身边的齐政苦笑道。
    这不是在采访，而是在拍摄纪录片。
    刚收到央视请求的时候，齐政都陡然一惊。
    纪录片是好东西啊，它虽然不赚钱，但格调满满。想当年，嘉谷一部《舌尖上的大米》，将“嘉谷大米”这个品牌宣传得家喻户晓，甚至成为了商学院经典的一个商业案例。
    而央视的纪录片尤为高逼格，正如王导演拍摄的，是一部类似于《辉煌中国》的电视纪录片，全面反映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其中，嘉谷被选为“农业线”的典范之一。
    对此，齐政当然是举双手支持了。而合作社分红的场面，就是拍摄组要记录的素材之一。
    对于王导演的“抱怨”，齐政耸耸肩：“什么时候，都不能小看大叠钞票的直接冲击力。”
    至于如何在纪录片中起到激励作用，而非引来仇富的目光，其中的尺度把握，就是王导的工作了。
    王导演点点头，看着摄像机中一张张面带憧憬的脸庞，突然道：“我之前采访过袁老先生，他说过一句话，现在看来，真的挺有道理的。”
    “什么话？”齐政也想知道水稻杂交之父是怎么评价嘉谷的。
    “他说，嘉谷之于中国农业最大的贡献，可能不是培育出了多少新的作物，而是嘉谷的合作社组织体系。”王导演轻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