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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我清醒过来的时候,看到言谨弓着身子躺在我身边望着我,流浪的猫咪一样细不可闻地叫了一声,姐姐……
然后,他告诉我我在机场的酒店睡了一天。
他还说,是言浅抱我下的飞机。
到了德国之后,我才发现,言谨原来是会讲德语的。而且,回到言家之后的言谨,跟坐在我的店里吃雪糕的言谨,判若两人。
我突然意识到,关于她妈妈的死,关于言家,关于他即将面对的未来,其实言谨都是有心里准备的。出生在这样的家庭,经历了那么多隐匿和逃亡,那个教科书般的母亲,那个睿智从容的女人,怎么可能让自己聪明早熟的儿子一无所知?
她一定连生死别离的结局都为他铺垫好了,只是他终究不过一个十二岁的小小少年,他的肩膀怎能承住死亡的重量?
我远远看着灵柩前那个小小的身影,他为她献上最后一朵白玫瑰,然后安安静静地,看着泥土把她掩埋。
我注视着他的身影,不敢移开分毫,因为我答应了他会一直看着他,我怕他回头的时候找不到我的视线。
“我会照顾好他的,你放心。”言浅站在我身边,轻轻地,许下一个重若千斤的承诺。
“多好?”我忍不住问。
“视若己出。”她回答。
可惜,我没能看到她脸上的表情。
回国的时候,言家直接派了一架私人飞机送我。我对这个安排并不是很意外,意外的是,言浅居然决定亲自送我。
“言浅,谢谢!不过不用这么麻烦,我自己一个人可以的。”我诚恳地看着她,尽量表现出一种从容不迫的坚定不移,真的不希望她如此尽心尽力,我怕。
她看了我一眼,淡淡地扔下一句“你希望到时候他们用担架抬着你下飞机吗?”就径自上了飞机,留我一个人在原地,心潮起伏,浮想联翩。
也许是私人飞机太小了,我面对它的时候,并没有熟悉的压迫感,但是当机门关上的那一瞬间,我还是感到了一阵尖锐的悸动,仿佛心脏被谁抓在手中,随时都会被扯出身体。我坐在座位上,双手紧紧抓着扶手,闭着眼睛挨过那一阵恐慌,才脱力靠在椅背上。
言浅就坐在我旁边,这个时候才开口,“慕容,Tony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心理医师,如果你想跟他聊一下,他就坐在后面。”
我一动不动,连眼睛都没有睁开。我早就看到飞机上不止我们两个人,但我没想到她周全到连心理医师都带了。
她似乎叹了一口气,“或者,如果你实在太难受,我帮你打一针镇定。”
我睁开眼睛,从窗户的玻璃里看着她。她的脸,模模糊糊,看不真切。我低不可闻地回答:“这样挺好的,也许难受难受着,就习惯了。”
“慕容,”她很快就接话了,但是叫了一声我的名字,又安静了几秒,“这不是你的错,你不用这样……这只是一个意外,并不是任何人的错。”
我痛苦地闭上眼睛。
我知道,这不是任何人的错,这个道理,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了。
那个时候,我刚读完小学,我的父母终于决定分开了。
母亲走进我的房间,没有任何铺垫和前奏,问我:“小诗,如果妈妈觉得跟爸爸在一起变得很不开心了,那么妈妈可以不跟爸爸在一起了吗?”
我抬头仰望着她,难受又困惑,“因为爸爸做错了什么吗?还是小诗做错了什么让妈妈不开心?”
“当然不是你的错宝贝,你是妈妈收到过的最好的礼物!你是妈妈的骄傲!”她说。她蹲下来,蹲在我面前,拉着我的手,换成她抬头仰望着我,“也不是爸爸的错。”
我不明白。
她干脆坐了下来,坐在我房间的地板上,思考了一会儿,才重新开口:“这不是谁的错,小诗。只是,就像你喜欢吃棒棒糖不喜欢吃果冻一样,果冻并没有做错什么,对不对?别的孩子都喜欢它呢~你明白吗?这不是任何人的错。”
那天之后,他们就分开了。
我谨记我母亲的话,相信不是任何人的错。直到她在异国他乡找到那个让她开心的人,直到我父亲也娶了一个让他开心的女人,我都没有怪过任何人。
因为,至少,我并没有真正失去他们。
可是,如果我失去了呢?如果我失去了,如果我心里有恨,却还是任何人都没有错,那我应该怪谁呢?怪命运不公吗?命运从来就不悲天悯人的啊!
我只能惩罚我自己,当做是一种怀念……
“您好,需不需要帮您收一下空杯子?”
“啊,好,谢谢!”我回过神,把杯子递给穿着围裙的小姑娘,“麻烦再帮我点一杯……手冲吧。”
本来想说再点一杯拿铁,转念一想,留一点遗憾才会念念不忘,说不定第二杯喝到一半我就腻了呢。
“我们手冲有好几款豆子的,我帮您拿一下菜单吧?”
“不用了,就点你最喜欢的那一款吧。”我懒得看菜单了。
“好~”她甜甜地笑了一下,“稍等我帮您拿过来~”
“谢谢。”
过了一会,她给我端来了一杯“危地马拉-安提瓜”。
“不好意思,我不是很懂咖啡,所以请我们吧台的咖啡师帮忙推荐的……他说,危地马拉的咖啡拥有独步全球的烟丝味,非常特别,有‘香烟咖啡’的美称,他看到您坐在这里,马上就想到了这款豆子,希望您也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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